-黄湘源/文
“5·19”行情的意义在于反映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发展需求的一致性。但它功败垂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行情的发动者没有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而是企图借托市推动圈钱。这使我们每每提起“5·19”时不免感到莫大的遗憾。
1999年的“5·19”行情，其形成有其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四年间，人们年年念叨着“5·19”，可它就是呼之不出，显然是三大要素若有所缺的缘故。那么，四年后的今天，这些条件难道成熟了吗？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谁会来推动新的“5·19”？
天时、地利、人和
从天时来看，今年的“5·19”似乎生不逢时。“非典”的冲击对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尚未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但其负作用显然是不容忽视的。不过，“非典”纵然对牛市形成压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动力。换言之，也许正因为“非典”，中国股市才更需要牛市，中国经济更需要牛市。尽管这样的牛市不无人造牛市或救市之嫌，但是，它同四年前的“5·19”何尝不是如出一辙？
从地利来看，现在的情况表面上看同四年前相比已是物是人非，其实，围城依旧，只不过是“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的围城现象更为明显了一点，也更为急迫了一点罢了。QFII门已开，人未进——A股依旧是原来的A股，全流通嚷嚷得再凶却也没动股权分裂的结构一根毫毛，B股的开放也只不过是将李鬼还原为李逵而已，而股票期货、T+O、取消涨跌停板等活跃交易的措施也还依然停留在纸上谈兵。
四年前的“5·19”，仅仅B股降低印花税1个千分点，加上银行第七次降息，就一石激起千层浪。如今，如果真的要推动一场新的“5·19”，市场的要价可能会高得多，但正因为欠账过多，管理层随便选择一二个对症下药的措施，也就不难收到杠杆作用的效果，而这些措施无论带有多少“托市”的成分，也不会有受周边环境掣肘之虞，更不会妨碍同国际接轨，反而有助于更快地走出围城。新的“5·19”显然仍将不乏地利优势。
新的“5·19”当然更不缺人气。今年四个月以来，股市从1311点的低谷一路攀升到1649点的高峰，至今犹在1500点上方探头探脑，对牛市望眼欲穿的心理跃然可见。从个股表现来看，汽车、金融、钢铁、石化板块的低价蓝筹股已经初步显示出局部牛市的特征，近日，相违已久的科技股也出现了蠢蠢欲动的势头，超跌补涨板块也开始启动。
种种迹象表明，市场并不缺乏资金。由于2002年年报业绩触底反弹，接踵而来的2003年中报有望更加光彩夺目。在资金和业绩的实质性支持下，只要市场热点得以延续，大部分个股结束徘徊局面，一轮新的大牛市不难呼之欲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复制“5·19”，这在前三年当然是难以设想的。因为当时证监会的掌门人和发动“5·19”的前任大不相同，他把自己撇得太清，一上来就声明决不用行政手段调控行情。我们注意到，证监会改朝换代以来，新掌门非但从来没有公开认同这样的说法，还一再表示要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市场的承受程度的三度统一。
在他看来，在我国股市连年下挫大伤元气的情况下，首要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政策市”还是“市场市”的选择。那么，复制一个“5·19”，也许并不是不可取的。只不过从这位新掌门迄今为止的表现来看，由于其政策取向未免过于低调和朦胧了一点，实在让人莫测高深，因而，新的“5·19”即使万事俱备，也许还可能会只欠东风。
“5·19”毕竟是中国股市改变现状的意志的一次强烈表现。人们呼唤“5·19”，其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实质。
中国股市需要在发展中规范，只有在发展中才有可能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充分满足经济发展对资本市场的需求以及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要求，同时，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更好地体现股市的财富效应，使投资者利益落到实处。从根本上说，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如果真的需要推动新的“5·19”，都只有靠发展这个硬道理。
(本文作者为著名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