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文
香港人将专门追踪各类明星(歌手、演员、球星、政客、商人)新闻(隐私)的记者称为“狗仔队”。据说这是对意大利文Paparazzi(追踪摄影队)的创造性翻译，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与这个名字配套的是“八卦新闻”(都是来自文化上层的贬义词)。这个名词进入大陆城市最多不过10年。它与官办媒体商业化密切相关。最初出现在广州。但广州至今也没有培养
出一支像样的狗仔队伍，其他城市就更不用说了。广州一些狗仔队员至今还被“新闻工作者”这个词束缚着，该嗅的时候不嗅，捏着鼻子打哈哈；该问的时候不问，老是往人文精神上扯。结果既没有成为人文主义者，也丧失了狗仔队的职业道德。
最初我不并喜欢“狗仔队”这个名词，觉得有职业歧视色彩。仔细琢磨才发现它歪打正着，译得巧妙。之所以跟“狗仔”扯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的工作首先要靠鼻子。无论公众人物(歌星、政客)如何装神弄鬼，他们闭上眼睛都能明辨是非。气味是骗不了人的。这使他们对事物的判断，比睁开眼睛的人还要准确。在那些满街都是睁眼瞎的城市里，眼睛有什么用？罪恶和丑闻早已掌握了现代分身术，化整为零，钻进了城市的细胞内部。但是，罪恶和丑闻再狡猾，也逃不过狗仔队的鼻子。鼻子，只有鼻子，才是发现城市秘密的根本武器。
在很久很久以前，两个相距遥远的村庄中间，突然冒出了一些客栈，门前飘扬着酒旗。这是专门为离家出走的商人、政客、教士歇脚而建的。白天这里是贪婪嘴巴活动的场所，夜晚这里是性器官交易的场所。在这里，一切都变得赤裸而简单。政敌变成了酒友，情人变成了嫖客，自由变成了肉和酒。当它日益发达的时候，最初的城市就出现了。这里没有劳动的概念，只见钞票和男女进进出出。大量的金钱、整齐的街道、高耸的楼宇，成了一块巨大的遮羞布，掩盖着它最初的尴尬。
更为庞大、繁华的现代城市，本质上依然是贪婪和色情的，到处都充满了资本积累的膻味。不过，它的面目却越来越暧昧狡猾，总是一身“文化”披挂，用厚厚的文化外套捂住躁动不安的膻味。如果没有敏锐的嗅觉嗅出它底下的真相来，市民就会被它蒙住。是狗仔队的鼻子，引领着我们穿越文化史美妙的骗局，抵达了城市的私处。
如果没有狗仔队，歌星就会把发嗲的声音往意大利美声上扯；体育明星就会把翻跟斗比赛往振兴民族精神上扯；政客们就会隐瞒拉票时的猥琐，说自己与人民心心相印。每当这紧要关头，狗仔队总能及时地将自己鼻子语言翻译成日常语言。他们会不失时机地说：请问，昨天晚上12点你在哪里？在家？我好像看到你跟竞选市长的张某进了丽都大酒店，你们拍拖呀？请问，你计划什么时候离开老局长，开始正常的婚姻生活？请问，做一对假乳房要多少钱？
狗仔队用自己的鼻子，戳穿了城市意识形态的谎言。是他们及时通知市民，莱温斯基内裤上的精液是克林顿的。是他们发现那位正在台上领奖的影后第一部三级片的演技十分糟糕。于是，他们大煞风景的鼻子，遭到了上至政客，下至市民的咒骂。他们让人想起了出现在12世纪巴黎城的知识分子雏形，一个从神职人员(靠领地生活)队伍中杀出来的群体，受过良好教育，喜欢泡吧，放纵滥情，专揭教会的隐私，遭到正统的歧视，被称为“冒牌大学生”、“小丑”、“牛皮大王”。但他们却是后来人文主义者的先声。
狗仔队本身也是雇佣劳动者，靠出卖智力和劳动时间为生。他们的剩余时间产生的剩余价值，不断进入老板的账号。在短暂的职业生涯中，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窥视癖，他们日夜追踪公众人物的踪迹，及时报道喜事和丑闻。有时候，为了获取多一点的报酬，他们不惜将鼻子失灵时期的模糊信息匆忙上报，使自己成了众矢之的。他们深知城市的隐私，却将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我想，一个优秀狗仔队员仅有敬业精神和灵敏的鼻子是不够的，这只是一个“专业人士”的基本要求，他还必须具备政治经济学头脑。这样，他们就成了一个“有机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