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RS时代的艺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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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6月01日 16:24 经济观察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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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文 纽约方式 杨心一是康乃尔大学艺术史博士候选人，他生活在纽约，从西方媒体大范围开始报道中国的SARS疫情开始，他一直在关注周围世界的反映和变化，唐人街里人丁寥落，大量西方 “关键是找到某种方式”，杨心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那时候恰好宋东和尹秀珍夫妇在纽约。非典之后，北京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而宋东夫妇有着北京背景，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并且多年来，宋东夫妇关注着北京这座文化古城的变迁与普通市民感情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也往往将他们的夫妻关系、他们的籍贯、他们对家庭的坚持等等纳入其艺术创作，其情感背景和身份本身，就是其艺术作品的基本元素。 5月3日下午，在位于纽约的伊势文化基金会，杨心一主持了宋东和尹秀珍的新作演示会。宋东和尹秀珍创作了一个录像装置，他们展示了一个录像和一些宋东和尹秀珍加工过的口罩。在录像中，宋东和尹秀珍两人戴着口罩在接吻。他们用了慢速来加强这种非典时期的夫妻关系。这个影像的周围相当模糊，制造了一种偷窥宋东和尹秀珍亲密关系的视觉效果。同时这个视觉效果也呼应了一种他们身为北京居民和纽约这个城市的距离感。 宋东夫妇将他们的作品命名为“非典时代”。由“非典时期”到“非典时代”，非典成为人性的某种隐喻，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和排斥早已存在，只是非典作为一种契机，将这种隔膜与仇恨凸显出来。看了这个作品的人，也许会将人们的一种无意识冷漠转化为一种有意识的检讨。从放映室出来，恐惧消失了，壁垒被软化。 现场最后，两位艺术家提供参加当日活动的观众们口罩，观众们幽默地戴上了口罩合影。 录像这种艺术形式，由于其不能持续，活动现场当天大约有二十多位观众，大部分都是亚洲人。“我不确定是否因为活动题目的关系，促使一些美国观众不敢来。”杨心一说。但是最后这个作品还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美国的媒体上，这种传播才使艺术的作用得以更大程度地实现。杨心一说，“纽约两大中国当代艺术的画廊经营者、亚洲中心的当代艺术策展人都来了。纽约的《明报》也刊登了此次活动的消息，《星岛日报》也报道了此次活动。因此就数量上来说，活动的影响是不错的，就质量上来说此次活动相当成功。” 高氏兄弟：古老病毒的延续与道德问题 高氏兄弟也许是最早对“非典”有反应的艺术家，期间他们有了一些作品，他们在作品附加的阐释性文字里，提到了城市里的民工问题、暂住证问题，以及农民待遇问题等等。 有意思的是高氏兄弟的作品在网上获得的评价：“高氏兄弟又将艺术的黑手伸向了农民兄弟”、“他们搭上了三农问题的末班车”……这些口水之战非常有意思，但是，或许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其艺术表达是不是真诚，看到其作品后，我们有没有被关怀到的温暖？ 高氏兄弟说：“早在非典病毒出现之前有一种比非典更致命、传染性更强的、叫做‘无意识冷漠’的精神病毒已经在中国传播了五千年。” 秉持这种观念，高氏兄弟以电脑媒介和摄影的方法创造了《我们》等作品。属于高氏兄弟独有的形象“中国娃娃”又出现了，如今，他们不再是手里拿着铁扳子或者人民币，而是戴着口罩，在“非典”的新语境下，“中国娃娃”又将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赋予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圆满的新说法呢？ 最为直观的作品是一组摄影作品，其中《非典时期的浪漫之旅》是高氏兄弟在一次乘车过程中抓拍的镜头。拍摄了一群农民工(包括一些老年农民)蹲坐在火车车厢上面，他们正在进行一场从农村到城市的生存迁徙。 高氏兄弟在非典时期的作品于艺术本体上应该并无突破，但他们坚持了自己作品一贯的精神脉络，其主题则是永恒的：拯救与爱，精神批判与道德呼吁，等等。 高氏兄弟对于爱的呼吁一直被人看作是浮泛的东西，包括他们名为《拥抱20分钟的乌托邦》的行为艺术，都有人指责他们过于煽情。在他们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关注上，有些人认为这种泛道德的关注是艺术家的僭越和主题匮乏，但是有人也曾就中国农民问题向经济学家杨小凯提问：你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是什么？这位理性的学者回答说：这不是别的问题，中国的农民问题关键是道德的问题。艺术家的“落地”运动 5月24日下午，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有百余位知名的当代艺术家在露天空地制作装置、地景、行为、影像、音乐等与“非典”有关的艺术作品，这是艺术家以“非典”为主题作品的综合呈现。 大多艺术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场效果。许多人包括一些艺术家对“非典艺术作品”有质疑，这个质疑是针对艺术本体的。由于生活形势的变化，前一段时间有关“非典”的作品在报纸上大量涌现，有人说，如果你们现在再在文章标题里出现“非典”两个字，我会觉得恶心——我们对新奇有着无休止的追求和迷恋，虽然旧的问题仍然存在，但如果它于形式上不再新异，我们就开始厌倦，我们对形式感的热情大于对生活本身的热情。 大多数怀疑者并不怀疑艺术家的现场效果，而是质问这些作品只是具有时效性、短暂的功利性，而不能达到艺术本体的自足。的确，这里很少有对艺术本体的探索，而是企图传达更深刻的观念，每个人都在观念与艺术手段的结合上苦心经营。这使得艺术过于逼近现实的烟火气，艺术成为为“非典”服务的的工具。 这种“工具论”也许使人产生不愉快的联想，但现在的不同在于，这种观念艺术具有强烈的底层自发性，也深刻体现着艺术家的自我定位，其中不存在强制的力量，这是艺术的一次健康的“落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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