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
最近的非典又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饮食文化的关注。
我们的民族不仅是无所不吃，也不仅仅是创造了灿烂的饮食文化，并把“吃”作为不可替代的一种生活乐趣乃至生活的艺术，更重要的还在于，“吃”，根本就是我们感知世界
、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
一则寓言式的笑话讲到：上帝创造了最早的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并让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伊甸园里，而他们受到蛇的引诱偷食了禁果，因而被上帝逐出乐园。就此人们提出问题：亚当和夏娃究竟是哪个种族的人？是白种人、黑人，还是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探讨的结果是：他们有可能是任何一个民族的人，但惟独不会是中国人，因为如果他们是中国人，就不会等到蛇来诱惑，他们就先把那条蛇吃下肚了。
不仅鲁迅曾称赞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毛主席不是也教导过人们，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吗？尝是要用嘴去实行的，由此引申出来的表达“探索、试验、了解”等意思的中文词，正是“尝试”一词。亲尝、品味，是中国人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方式。林语堂曾对中国人的美食倾向做过如下评说：中国人之所以对动植物学一无贡献，是因为中国的学者不能冷静地观察一条鱼，只想着鱼在口中的滋味，而想吃掉它。对于客观对象的科学好奇心始终没能超过品尝美味的好奇心。
“吃”除了满足探索未知事物的好奇心，还能满足尝人之所未尝的虚荣心。吃别人不曾吃过的东西、珍稀罕见的东西，是大可引以为荣并能表示其等级和身份地位的举动，是实现阶级再生产的方式。这里吃的不是营养，不是味道，而是社会身份的象征。
“吃”，更是一种占有的方式。将某物吞食进去，是据为己有行为的一种极为古老的形式。当然这已经超出了维持生存的功能性占有的范围。在蛮荒时代，人们相信，吃下勇猛强壮的敌人的某一部位，就相应地获得了对方的勇气和力量，把某种雄性动物的某个器官“补”下去，就能壮大自身的阳刚之气。
在传统中国，饮食之事与理家、治国、社稷大事同出一理。先贤老子早就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三代的圣贤中不乏如伊尹、晏婴、吕不韦等政治家兼美食家，他们不但精通饮食之事，且特别善于将烹调原理用于政治运作。而我国古代用以标志官阶和地位的鼎和爵原本就是炊具和酒具。我们还可列举出食物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功能：建立关系、弥合冲突、整合群体、敬祭祖先、沟通鬼神……。
而公款吃喝恐怕是当代最具中国特色的腐败现象之一。一个政府甚至要为禁止大吃大喝、限定就餐标准而三令五申，屡下文件。不难想象，一群连自己的嘴巴都管不好的管理者又如何能够管理好一个社会？
我们是一个几乎无所不吃的民族。食物种类的丰富多样或许出于下述原因：一是长久以来经常性的、周期性的食物匮乏。灾荒、饥馑的不断发生会拓宽一个民族的食物选择范围。饥荒之后，度荒食品就会作为一种生存知识保留下来并代代传承；另一个缘由应归于中国人对自身与自然的认知，即“天人合一”、与自然交融、互渗的观念，亦为一种类比的、模拟的、同类互感的思维方式。而这种近乎巫术式的思维习惯，例如“吃什么补什么”的信念，直到今日仍不鲜见，基于这种信念所选择的食物，诸如×脑×骨×掌×鞭×肾之类的食物常令西方的友邦人士惊诧不已。
谈及“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神，似乎有必要再说几句。目前有一种企图以中国传统文化拯救世界文明的努力，其根据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天人合一”，亦即与自然的相融与和谐；而与此相对的西方文化精神却是以自然为对象进攻并征服之。这一判断的逻辑结果是中国文化优越性的凸显，天生地具有现代的环境意识，并可进而取代不断显露出弊端的西方科学主义而成为新世纪的主导文明。然而，当我们以理性眼光审视生活世界的具体现象时将发现，上述憧憬不异于白日做梦。“天人合一”在古代曾是把自然、社会与人生视作同构类比关系的宇宙观念，“天”也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自然。而且生活世界中“天人合一”的观念经常意味着通过占有而与自然合一，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或者“吃什么补什么”的合一，即通过“吞食”而获得某种自然的力量。如果把自然万物只当作人的一道菜而在腹中与之合一，恐怕没法得出中国文化优越的结论。可见，不能简单地把“天人合一”当作对自然环境正确态度的思想来源。
“吃”所关涉的不仅仅是环境意识，而且是根本的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一贯以灿烂的饮食文化著称于世的我们，若如此生猛地吞食下去，恐怕连烹饪这一项可以骄于世人的国粹也难以为继。该是从整体上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以至生存哲学的时候了，是生存还是占有，如同哈姆雷特面对的“生，还是死”的问题一样无可回避。我们不应忘记人的非凡之处在于通过文化选择的方式参与了自身的创造。人的生活并不遵循一个预先建构的进程，如若我们不能理性地选择适当的生活方式，我们便枉为人类，我们也活该走向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