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报道：荆冠与光荣

　　本报记者 覃里雯／文 黄继新／整编

　　在媒体为自身赋予的种种责任中，危机报道是一个重要的道义力量源泉，它是最强有力的充电器。当危机的影响扩展到许多国家，变成国际危机，它就成了媒体的最大号充电器。海湾战争中的CNN和“9·１1”事件中的卡塔尔电视台都是由于在报道国际危机时表现突出而跻身于国际知名媒体行列的。

　　这里有意缩小了危机的定义范围，指的是危及大众生命的公共事件，通常指的是战争、传染病和自然灾害，而不包括商业信誉危机、外交危机或者文化派别间的笔墨冲突。我们所说的危机通常具有明显的起始时间，整个社会忽然坠入一场灾难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重要的是，危机报道必须与危机同步进行，假如危机不能危害报道者的生命，它就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危机报道。追逐拍摄龙卷风和报道龙卷风过后毁坏的现场是完全不同的。

　　危机报道得到大众的普遍关注有一个不太高尚的原因，它一直在挑战观众／听众／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知道你看／听／读的内容是一个随时可能殒命(或者已经殒命)的家伙发来的，这确实让人感到刺激。这个人的身高体重，以及他洗澡的次数，忽然都变得引人注目。

　　当然我必须强调，这并不是危机报道的最终意图。对多数媒体而言，危机报道试图传达的是一种四海一家的理念。它坚信，正在城市的一角或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情和你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在联系。你有必要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公元542年的欧洲居民通过谣言得知君士坦丁堡的鼠疫，他们很少为某个君士坦丁堡铁匠的痛苦难过；但是，2003年3月的卡塔尔电视台确实让每个观众受到伊拉克男孩泪水的震撼，并激发出“为此做点什么”的愿望。危机报道确实减少了孤独感，在危机时刻激发出文明自我保存的免疫机制。

　　除了这种对普通受众的心理诉求之外，危机报道的另一个意图在于打破政治权力的密室，将权力机构的有害行为公诸于众，比如美军在越南美莱村对村民的屠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机会成为扭转危机方向的诸多力量之一，力量的平衡可以有效防止危机在权力机构的一意孤行下恶化。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如果没有媒体的“第三只眼”，现代战争完全可以以更为残酷也更为高效的方式进行。

　　假如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确实遵循了以上这些高尚的目的，它有理由为自己赋予一些光环。但是，目标的崇高是否足以证明，危机报道就是每个记者的天职？“到了关键时刻，总是有很多记者选择在危险中工作。”美国《新闻日报》的亚洲分社社长葛根说，“但是，如果你不愿去，你就不必去。我们不是军人，军人受雇在危险中工作，我们有的是其他的事情好做。”

　　但是在选择“去，还是不去”时，媒体其实并无选择。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没有现场参与危机报道的媒体注定将被忽略和淘汰。此次伊拉克战争中，中国多家媒体试图抓住机会改变地位。最终，是非典给了中国媒体一次拓展报道边界的新机会。不幸的是，在媒体自身的战争中，仍然有许多不太明了的因素。或许是因为外来的偏见，或许是因为文化差异，中国媒体，无论做得多么杰出，对本国这一重大事件的报道并没有得到多少国际认可，由一场危机事件一跃而出的梦想尚未成为事实。

　　对记者个人而言，归根结底，死亡与光荣本来互不相关。在过去10年里，有1100多名记者和新闻工作者殉职，死于绑架、谋杀、战火、传染病、抢劫，或者仅仅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以外，例如《大西洋月刊》的编辑麦克·凯里，他在伊拉克战争中因所乘美军卡车翻车而殒命。他们之中被记住的人寥寥无几，在新闻业中和在其他任何行业中一样，很少有人仅仅因为其牺牲而被记住，生前的事业才是荣耀的基础。对于大多数牺牲的记者来说，用得着博尔赫斯笔下简洁的忧伤，“六尺黄土是你惟一的光荣”。

　　最近几年，危机报道的风险正在加大，因为记者正在成为受到有意攻击的对象。根据国际记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的一篇报道，2000年全世界有62名记者遭到暗杀。阿富汗战争中，《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帕尔被基地组织绑架杀害；在伊拉克战争中，半岛电视台记者在一座旅馆里被美军炮火打死，人们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导致美军向这座沉睡的建筑开火。

　　2002年11月，CNN国际新闻主任克里斯·克莱默说：“大多数时候我们代表了敌人、西方政府的代言人、某个社会的间谍、政府仆从。我们是否只是抢劫、绑架和谋杀者可以轻易对付的靶子？”他认为，今天的危机报道中的记者必须学会改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技巧，否则“假如我们死了，没有一个读者会到我们的墓前表示哀悼”。

　　在危机报道的荆冠之下，光荣忽隐忽现。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赴汤蹈火的人将自己奉献给一个叙事的使命。也许这正是危机报道的魅力所在。

　　胡舒立：SARS报道，《财经》的选择与思考

　　自今年4月以来，SARS事件成为有关中国新闻报道的最重要题材之一。作为一本双周杂志，《财经》对这一报道介入比较早，投入精力相当大，也刊出了不少报道。

　　为什么《财经》对SARS报道投入这么大的篇幅、热情和精力呢？另外，在这次危机事件报道中，《财经》究竟是怎么考虑、怎么操作的？一

　　SARS，更通行的说法是非典型肺炎，是2月11日在广东首先成为舆论焦点的。在2月20日出刊的杂志中，我们报道了整个广东发生非典型肺炎事件的全过程，还发了一篇比较长的分析性文章，题目是：《广东之疫碰撞国家疾控体系》——这篇报道采访了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官员、中国在疾控方面的专家学者，还采访了世界卫生组织北京代表处。文章对广东非典型肺炎引发的中国疾控体系的缺陷有比较直接的触及，是有预警意义的。二

　　广东2月初的非典型肺炎之后，我们与国内其他地方的许多普通人一样，以为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并没有继续跟踪。

　　两会之后，《财经》派驻香港的记者(曹海丽)去上任。一到香港，就发现满街都是戴口罩的，自己不戴口罩都显得不正常了。这位记者非常有经验，有新闻感觉，她马上写信回来报选题，要写香港的非典型肺炎。接着，她自己就去淘大花园采访了。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广东的疫情肯定还在继续。后来就从世卫组织的网站上看到了报告，3月26日，广东承认了至2月28日有792例。于是，我们就决定继续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三

　　比起后来发生的事件，上面就算是前奏了。到4月以后，SARS在北京和全国的流行很快，达到高潮，特别是4月下旬以后，已经成为媒体的焦点。

　　《财经》因为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介入较早，对整个事件的发展不觉得特别突然，一直比较有计划地组织报道。4月初，我们就把记者分成三部分，一组跑北京的医院，报道北京疫情；一组跑科研，主要是报道病原问题；还有一组跑法律，主要是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个病这么重，传染性这么强，一直没进“传染病法”的疾病列表，什么时候进？当然后来公布了要进，那么影响是什么，意味着什么？这组报道作为封面报道，在4月20日刊出。

　　4月20日是个关键的日子。张文康、孟学农两位高官下台，而且中国政府决心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对待疫情。一经公布，疫情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严重——我们的记者一直在各个医院跑，但采访非常困难，想掌握真实的数字很难。一经公布，也觉得疫情比想象得还严重，清楚地看到这场瘟疫已经蔓延全国25个省市，而且北京、山西、广东之外，内蒙很快成了疫区，西北的偏远省份也出现散发病例。四

　　回过头来看，对SARS这样的突发事件，报道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比如早期主要是认识其意义，即所谓危机意识；第二阶段面临的是如何获取事实的问题，因为这个题材相当一个时期比较敏感，采访有很大难度。

　　到第三阶段，就是4月20日以后，公开性加强了，可以报道的东西一下子非常多。在这里，我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关键是采取传统的办法，认真地选题，认真地到一线采访，然后认真地写文章。我们的选择，就是一个案例一个案例调查，把事实一一说清楚。

　　我们先是做了一组弱势群体遭遇SARS的报道——中西部遭遇SARS，还有城市农民工遭遇SARS。4月20日以后，我们讨论了各种选题，觉得当务之急是关注弱势。因为中国中西部和农村医疗体系，一直存有大问题，而且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也是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大问题。这回传染病一来，防线相当脆弱。

　　在报道中西部地区的同时，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不仅需要知道动态，还需要反思原因。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场空前的灾难，有什么经验和教训。我们觉得要研究调查这场灾难中的主要事件，一个个调查，最终用事实而不是分析重构出整个事件的全貌。成果就是《财经》出版的每周一次的临时增刊，来满足读者对这起突发重大事件的获知需要。

　　我最近看了一篇美国报道，对中国媒体在这次SARS事件中的报道不是很肯定，觉得都是一般的“爱国主义宣传”。我并不是专门研究传播学的，没有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这次危机报道，无法对全局给出结论。但我看到这样简单化的结论并不满意，我觉得不是实事求是的。相反，我觉得，中国新闻界在这次事件中做了很多。通过《财经》和许多中国同行所做的努力，这次悲剧事件现在已经以比较完整、透明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实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会有许多推理和猜测，但重要的是事实究竟怎样。这些事实，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的记者们一篇篇采写出来的。

　　新闻记者喜欢说，做历史的记录员。在这次SARS危机中，我们就是这样的记录员。我认为我们是尽职的。

　　陶冶：局限性造成战争报道偏差

　　身处战争当中的记者有很多的局限性，在战争报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偏差，正是这个局限性造成的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在今年2月初到伊拉克做报道，当时我们的报道组只有五个人。我们这个报道组在巴格达停留了一个月，3月初因为当时报道的需要离开了巴格达，随后我在伊拉克的周边地区一直做有关战争爆发后的报道，前前后后在中东地区和伊拉克周围停留了100天。

　　我们在战前伊拉克的采访过程中，去到了一些非常熟悉的地方。在战争打响时我们虽然离开了伊拉克，但对于这些地方的认识，对报道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比如说一个小镇，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如果没有战争没有人会关注它，我们在战前去过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地方，这对战争中的一些周边报道有帮助。

　　战争是一个特定的事件，无论是伊拉克的，还是国外的，无论哪方面的新闻记者，都不太可能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我们在看战争报道的时候也可以注意到，身处战争当中的记者有很多的局限性，在战争报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偏差，这种偏差不是我们同行有意造成的，而是这个局限性造成的。

　　罗德尼·帕默：记者要走进真实故事

　　耶路撒冷与北京，我最近到过的地方在不久前都发生了危机。虽然没有暴力，但是大家都有危机感，比如你会犹豫去不去百货店，会担心去某个大楼是不是要坐电梯。耶路撒冷气候宜人，有很好的文化，但是由于近几年紧张局势的加剧，人们越来越觉得这是个危险的地方。

　　记者就是要走进真实的故事里面，并且如实地表达。我觉得就应该去了解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和那里的情况，这样你才能很好地进行报道，你才能知道为什么人们要有抗议，你就了解了两个不同世界的生活有着什么不同。比如说在约旦河西岸，对记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地方，记者随时处在被打、被枪击的一个环境当中。我实际上离危险区只有五公里之远，有时候我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到事件的发生。你有可能在这个街区遭遇爆炸事件，也可能在另一个街区被枪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