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纵观历史上财富与管理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财富是从现代工商企业的建立和经营中得来的。
钱德勒说，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使所有权和管理权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新的内容，从而
为美国经济带来了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他说的这种新型资本主义就是经理式资本主义，而它所取代的是两种东西：家族式资本主义和金融式资本主义。
在家族式企业里，企业创始人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握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层人员的选拔方面。而当企业的创立和发展需要大笔外来资金时，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通常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派有兼职代表。在这种银行家控制的企业里，支薪经理必须和金融机构的派出代表分享高层管理的决策权，尤其是在大笔资金的筹集和动用方面。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上述两种企业在规模上的扩展，它们逐渐变成了经理式企业。20世纪初期，美国的经济体系仍然含有家族式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要素。到50年代时，在美国经济的一些主要部门中，经理式企业已经成为现代工商企业的标准形式。
对于家族式企业衰败的原因，钱德勒这样认为：除非企业家家族的成员本身受过职业经理的训练，他们很难在高层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家族式企业的利润通常总能保证他们有一笔很大的个人收入，这些家族也就缺乏经济刺激，懒得在经理职位晋升的阶梯上多花时间了。因此，在美国大型企业中，两代以上的家族参与公司的管理决策的，只是极少数。
另一方面，在银行家控制的企业里，除非金融机构的代表成了企业的专职经理，否则他们不具备在高层决策中起支配作用所需的信息、时间和经验。作为董事会成员，他们诚然拥有否决权，但很少能够提供正面的可供选择的方案。到最后，在董事会兼职的金融家和公司的关系也等同于一般股东了，公司只是其收入来源，而不是可管理的企业。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他们把日常的经营管理和未来的计划工作交由职业管理人员负责。钱德勒认为，“金融资本主义在美国乃是一种实行领域不广、存在时间不长的现象。”
当然，钱德勒也看到，企业的发展在西方各国并不是均匀的。在德国和日本，由于较小的市场和现金流量削弱了内部筹资的机会，企业更多地依赖外来金融家——在德国是大银行，在日本是阀系财团——的帮助。经理人员继续和金融家分享企业的决策权。因此，金融资本主义在这两个国家一直处于支配地位。
尽管由于现代化的早晚有别和诸多国情的不同，美、德、日的企业演变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这三个国家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家族企业在这些国家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向专业管理和理性组织的企业演进。例如，美国现代许多著名公司都是由19世纪的小型家族企业发展而来，包括杜邦、柯达、西尔斯等。在同一段时间内，德国人也迅速走出家族企业的模式，短短数十年发展出一批多国康采恩，如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和西门子。钱德勒称，到1913年，柏林的西门子公司是世界上最复杂、分布最广的工业实体。而日本大企业长期以来就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10家最大的财阀占据了日本整个经济的35%。在战后美军占领下，财阀解体，但是最终又重建为现在的企业集团。家族企业与信任的建立
美籍日本学者福山在他著名的但富有争议的《信任》一书中强调：信任程度直接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基于此，他认为，这三个国家首先发展大型的、现代化的、合理组织的、由专业人员管理的企业并非偶然——每一种文化都有某种特性使商业组织快速地超越家族，建立一个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新的自发性社会群体。它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在它们的社会中，毫无关系的个体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信任，从而为社会资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福山指出，“中国的工业化最突出的一点是，华人的家族企业在实现从家族向专业型管理转化这一过程时困难重重。”而这些困难与华人家庭主义的实质不无关系。华人本身强烈地倾向于只信任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庭和亲属以外的人。这种家庭主义影响了经济组织可能的类型，使华人社会在建立大型经济机构方面遇到的阻力更大。
实际上，所有的经济体都是从家族企业起步的，即企业不仅归家庭所有而且由家庭管理。在发达的经济中，新企业也往往是从小型的家庭企业起步的，只是到了后来才采用了更客观的公司结构。但是家族企业只是经济组织发展的起点。今天，尽管美国、日本和德国还保留了家族成分很大的小型企业，但是绝大多数价值和就业机会都是由所有权分散的大型上市公司创造的。而这种多年来在美、日、德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公司形式的、专业管理型的、公共拥有的大型企业，几乎很少出现在华人社会中。
许多华人企业长期以来不能成长为大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使企业增长壮大的社会资本，缺乏对人的信任程度和合作精神。在《信任》中，福山记述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美国王安公司的兴衰史。王安公司最大的教训是缺乏对家族以外经营管理人员的信任，乃至最终丢掉大好江山。
对外人的不信任通常会极大地阻碍公司的制度化。华人企业的家族业主拒绝让专业经理接管公司的经营，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它四分五裂成几个新的公司或全面解体。例如，包玉刚的船运帝国鼎盛之时是亚洲最大的公司，而他甫一过世，帝国就一分为四，被家族的四个支系瓜分。
由家族企业向专业管理的转化步履维艰，赋予了华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两大特性：一是过度竞争。公司不断地产生、发迹，然后消亡。在美国、西欧和日本，许多企业，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企业，都是垄断组织，往往由少数几家大规模的公司分享市场。在华人社会，情况却与此相反，用福山稍带讽刺语气的话说，“市场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美竞争理念”：成千上万的小企业为了找到一块立足之地，而在商业沙场上殊死拚搏。
第二个后果是难以打出有实力的品牌。美国和欧洲19世纪晚期在很多领域兴起了用品牌包装产品的热潮，这是那些面向新兴的大众消费市场的厂家走向集约化生产的一个产物。只有那些以规模经济为营销手段的公司才能树立起品牌，拥有品牌的公司其规模必须大，而且要比较持久，这样消费者才能注意到其产品的品质和与众不同之处。上面说过，美国的柯达、西尔斯等品牌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日本的品牌如三洋、松下或资生堂虽然在时间上没有那么久，但是它们都是由制度完善的大型公司建立的。而在华人社会，小型家族企业很难达到可以生产与众不同的大众市场产品的规模，而且生存的时间不足以长到能够在消费者中树立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