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笑谈：有位科学家向公众演示他的研究成果，他将一只跳蚤放在手上，喊，跳！跳蚤跳了一下。再喊，跳！跳蚤又跳了一下。然后，他将跳蚤的双腿去掉，又喊，跳！跳蚤不动。于是，这位科学家大声地宣读了结论：当跳蚤失去了双腿，它就再也听不到命令了。
笑话里的科学家的确算不上是真正的科学家，而现实中的很多科研人员却很像那只跳蚤，他们失去了作为动力来源的双腿，困于股掌之中，跳不起来。
SARS的出现促成了全球科学家在这一领域内的全面竞争，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科学家还是没能摘得一枚金牌。从病原体的发现到病毒检测诊断、基因排序以及理论的阐述，中国目前的首创记录全部为“零”，这件事被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博士描述为“中国科学家整体败北”。这位科学家在多个场合强调这一事实，表明他个人的极度不甘心。这不仅因为第一个SARS病人在中国出现，而且因为中国的研究中心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水平，绝不逊于国际同行。
“整体败北”的说法不好听，而且确有抹杀中国科学家巨大功绩的意味。但是，“首创记录为零”也的确应该促使我们反省。不仅要反思我们的科研机构如何建立一个快速反应与相互协作的机制，还应该反思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束缚了科学家的双腿？
和普通人一样，科学家内心的需求是他们工作的真正动力。如果我们不能了解，也不想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又怎么指望他们能够给予我们什么呢？
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以及荣誉感当然永远是科学探索最原始的动力，但是如果以为仅此而已那就错了，因为像爱迪生那样在自己的家中制造灯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令人尊敬的科研人员现在在科学精神上依然需要保持完全独立，所不同的是，他们也同时需要充足的物质投入来帮助他们完成工作、需要一个不受外界干预的良好环境。独立的科学以及科学家们越来越需要社会好好地供养，这似乎是个矛盾。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需要科学研究的话，就只能这样做。
那么由谁来供养他们呢？在中国，1985年以前，科学家全部由国家来供养，之后开始了科技体制改革，方向十分明确，就是使完全依附于政府的科研机构转向依附于市场。科学研究的市场化过程一直在进行中，一些科研机构被有实力的大企业收购，还有更多的研究机构直接变成了企业，变成了市场竞争中的一分子。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决心一向十分坚定，因为这些科研机构带来了越来越重的财政负担，对GDP的提高又没有直接贡献。但是科学家群体对这种变化却存在分歧：那些并不情愿走向市场的科研人员，有些确是因为长期封闭的生活失去了活力，也有一些人认为，如果他们被推向市场的话，很有可能变成重利轻义的商人的附庸。如果他们不愿意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堕落为急功近利的技术开发的话，那他们又得为生计发愁。
科研机构的市场化无疑是科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最为有效的路径。但是，僵化的旧体制一时还无法得到全面彻底的改造，老一代科学家的成果以及今后进行科研工作所需要的巨大资源依然掌握在政府机构手中。即使有些商业机构或者公益基金乐意出钱来为科学家提供服务，在诸多科研领域没有开放的前提下，对于这些科研人员能够出多大的成果还是不敢有太多指望。在当前的转轨过程中，很多科研人员感到他们不仅没有摆脱先前那种政府太多行政干预的弊端，还受制于变幻莫测的市场要求，在市场运作中因为太缺乏经验又显示出他们十分笨拙的一面。
中国科研机构在SARS疫情中的表现正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正确的方法并不难获得，因为我们并不缺乏可供效仿的先进经验，就像我们套用成熟的公司治理结构一样简单，比如像海尔研究院那样让科研人员占有股份。不过不简单的是，我们必须首先改变一些旧的观念。政府要进一步开放资源，市场主体不能太过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应该尽力维护科学家的内心独立，让他们探索世界的冲动能够自由地发挥，因为这才是科学研究的真正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