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5月30日的北京和5月1日的北京，几乎是两座不同的城市。SARS带来的恐慌感正在消退，回想一下，你已经有几天没有焦急地守在电视前，等待那个抽象的病例数字了？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有点怀念前些日子畅通无阻的交通。尽管保持警惕绝对必要，但是，SARS最终被证明也是一个泡沫，它可能回潮，但很难再次制造出过去两个月中的那种混乱。
“自4月20日之后，我就不太想去批评政府了。”4月26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这样说。他用的类比是，在9·１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人首先选择的是和政府站在一起面对危机，而不是争论是FBI还是CIA应为此负责。我承认，在一片混乱与迷惘之中，嘈杂的声音可能会使局面更糟，或者说，冷静的思考也常常被情绪化、短期的言行所取代。国家与个人一样，要面对的最大考验都出现在危机时刻，而国家与个人的根本品质，无论是杰出还是缺憾，也都被放大呈现。1941年的英国之所以显得伟大，是因为在整个欧洲陷入无边的黑暗时，她顽强地挺了过来，并给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希望；朱利安尼在2001年9月11日后倍受尊敬，是因为他在人人恐慌时，率先站出来，给予公众以心理安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从不吝惜自己的赞美，我们甚至需要塑造英雄，并通过将自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来消除自己的不安。不管是9·１1之后的消防队员，还是SARS危机中的医护人员，我们尊敬他们不仅因为他们值得尊敬，更因为我们恐惧。沃尔特·李普曼说，象征具有非凡的现实重要性，它统一人们的情感，并达到共同的目标。
但是，当危机的强度逐渐降低时，遗忘成了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极度恐慌与麻木不仁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共同之处就是都不愿意面对现实的问题。如果说胡鞍钢在4月26日的表达值得理解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迫切需要转入下一个阶段：全面而深入反思这场危机的实质意义——它如何出现，又如何被控制，我们在哪些方面表现得力，而在哪些方面又过分慌乱。这绝非是一场仅仅关乎政府危机管理机制的讨论，也绝不仅仅与公共卫生系统有关，我们必须借此重新打量我们的社会组织形态、政府与市场、中国与全球化、民众心理与民族性格……医护人员在这场危机中令人敬佩，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此不再检讨问题重重的医疗体制；有些地区用“以邻为壑”的方式阻止疫情的扩散，有效的背后隐藏着地方保护主义的阴影；北京人在危机中遭遇到的冷漠，并不能证明其他地区的人更富防疫意识；尽管疫情并未在农村蔓延，但我们必须要倾听温铁军这样的声音：农村中远有比SARS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传统的流行病在那里更有杀伤力，而整个农村面临的种种困境也许都比SARS要严重……
我们也需要借此重新审视头脑中那些自以为是的判断。是的，对于一味强调发展主义我们已经产生怀疑，并普遍开始以批评的口吻来谈论对GDP的偏执，但这又带来矫枉过正的危险，因为经济减缓产生的问题将更为棘手；在市场化改革高歌猛进的90年代，城市精英已开始质疑政府干预的必要，但是，那些“在市场改革中挨过艰难岁月”的居委会老太太，在SARS危机中重现活力，那些“不合时宜”的组织形态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此之前还是最耀眼的明星的企业家们，此刻却几近失语；那些渴望通过数字革命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人，曾经用中国已拥有多少互联网与手机使用者，来说明中国已进入一个新时代，但是手机短信也成为谣言的重要载体。的确，信息技术破除了信息的垄断，但也不能过分高估它在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作用，更不能低估公民蒋彦永式的努力……
列举了如此之多的事实，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必须的联系，而对它们的判断也似乎前后矛盾——既有批评，也不乏辩护。大学期间，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一部名为《河殇》的系列片，它颇为抒情的解说词曾令我在宿舍里大声朗读，我记住了“文化决定一切”，蓝色文明更有扩张性，而黄色文明只知道固步自封，所以终将走向死亡；另一件事是我第一次读到《连线》杂志。那时候，好像所有的有为青年都投身到dot-com运动当中，他们中最著名的几位整天在电视与报纸上宣讲，互联网将改写一切规则，我们将直接进入数字时代，似乎人手一台电脑，比“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更标志着我们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来我知道，这叫“技术决定论”，后来我还陆续知道了“经济决定论”，甚至是“FDI决定论”、“企业决定论”，似乎只要外资保持在520亿美元，只要我们拥有了IBM那样的企业，我们就能跻身强国之列……形形色色的“决定论”制约着我们的思考与行动，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单一的因素，或是单一的行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比较典型的就是，在批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把所有责任归结于政府，但在问题出现时，又希望政府可以产生所有的解决之道。
我们希望就SARS危机中暴露出的，或者潜在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尽管亨利·福特曾说：“历史或多或少是空话”，但是世界历史也同样证明，一个善于反思的国家才可能长盛不衰。越南战争过去了30年，但是美国人似乎从未放弃自我拷问，反思越战的书籍与电影，仍在源源不断地产生。虽然9·１1事件让绝大多数美国人站在布什一边，但这也不妨碍在过去20个月里，众多的美国知识分子用文章和讨论会的形式，来探讨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缺陷，支持者与反对者互不相让。
我们并不期待在争论中寻找到真理，或是完全正确的答案，但是，不同立场的观点将在交锋中得出一种相对妥贴的方案。这种方式非常适合我们今天要展开的对SARS的讨论，我们必须倾听到更多的声音，我们也不能轻易地相信哪种观点就是正确答案，更要警惕动辄就把某种力量称为“决定性的因素”。很多力量在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在相互抵消，这些力量的彼此融合给予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韧性，但显然，这种韧性仍然不足。我们热切地希望，这种讨论能够激发出人们对中国社会更广泛的问题的讨论，并能提出更多的富有新意的观点，尽管反思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