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京城 门槛变高

　　本报记者 黄一琨 北京报道

　　“又要查暂住证了。”李震有些郁闷。

　　5月24日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要求加强对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防治非典情况的检查。根据最新的消息，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是民工，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发病人群。

　　在一家香港上市的广告公司上班、月收入过万的李震自然不愿意把自己与那些衣衫破旧，终日与搅拌机、脚手架为伴的建筑民工们划为同类，但是在北京求职就业的艰难滋味也让他与他们有着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尽管自己的衣着要光鲜得多。

　　严格说来，李震是最近刚具备就业资格的。大学毕业两年多，能够证明他身份的只有一张编号是外省的身份证。按照规定，外来人员跨省、跨地区就业之前，要到户口所在地办理劳动部门签发的《外来人员就业登记卡》；到达务工单位后，凭卡领取当地劳动部门签发的《外来人员就业证》，证卡合一生效后，才能取得就业资格。李震原来的公司对于这些情况都没有考虑，他们需要的只是廉价的广告业务员。他现在这家公司从事户外媒体发布，规模要大得多，行事比较规范，所以刚帮他办理了《就业证》。

　　户口对于一个有些才干、又愿意吃苦的外地人来说，已经不是就业的主要屏障了。今年年初，北京市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北京市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已达296.5万人，一年就增加了40万，而在中关村，10万大学毕业生没有北京户口仍在京工作。李震的一位朋友拥有在IT业含金量极高的思科网络工程师证书，这张证书可以轻松地让他在大公司中找到薪水诱人的工作，但是另一张证书却让李震和他的朋友们一直无法释怀，北京市的《暂住证》。

　　2001年9月，北京市对全市范围内外来人员统一换发新版《暂住证》，分A、B、C三种，并使用绿、橙、红三种颜色。按照管理部门的解释，绿色A类证发给来京合法从事务工经商5年以上，对北京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人员以及在京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人员；红色C类证则发给来京务工经商不满一年的人员，“同时要对这类人加强法制教育和首都精神文明教育”；时间上介于二者之间的人员发橙色B类证。

　　这项制度招致了不少诟病，认为将外地人分为三六九等，但是北京市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却为决策机关提供了依据。他们认为外地进京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不容乐观”。其中，58.4%的人仅受过初中教育；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者仅占9.3%；受过高中教育者占15.8%，另有2.3%的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与此相对应，外来人口在京所从事的绝大多数是加工和服务行业，其中从事建筑业、商业、工业、其他服务业及餐饮业的外来人口占到了外来人口总数的82.6%，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外来人口仅占总数的3.2%。

　　李震毕业于2001年，是全国高校大规模招生前的最后一届毕业生，但是李震和他的同学们并没有因避开随后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高峰而感到庆幸。城市的发展让像李震这样的外地学生把留在大都市作为自己的惟一目标，因为信息、人才等资源的集中使他们意识到留在这里是跟上全球化步伐的必要条件。

　　为此，李震不计代价。刚开始他去一家小杂志社求职做记者，对方不愿意为他这样一个并非名牌高校的毕业生提供机会，只给了他一个广告业务员的职位。广告行业需要人员较多，任务艰巨，淘汰率高，像保险一样成为北京吸收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的主要行业。当然就业形式是短期就业，李震的业务员同事们大多数都是在领取了一到三个月、每月500元底薪后，在全无业绩的情况下被迫离开，其中有不少大学生。他们将随时面临无法立足、被迫告别北京的窘境。

　　中国的大城市并不完全是产业结构合理、就业机会众多的地方。过多缺乏边际收益的国家投资，不切实际的国际化口号让城市成了外乡人眼中的幻影之城。90年代后半期，当生产过剩、大批国有企业出现经济亏损、城市经济出现问题时，“三年扭亏和脱困”便成了政府的主要目标。这几年里，中国在劳动力用工方面实行了一系列限制，许多城市制定了限制使用农民工的政策，北京市就有100多个岗位不准招用农民工。北京市某城区在办理《北京市外来人员就业证》程序中，明确要求对限制和未明确的行业、工种用人单位要招用外地务工人员的，必须首先在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招用本市城镇失业人员或下岗职工，招用的时间不得少于20天，对于招用不足部分，方可批准使用外地务工人员并开具《通知单》。

　　在此背景下，李震和他的同学们在毕业时为了一个能解决户口的工作奔波就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这些涉世未深的学生为了留京指标而彼此颇多龃龉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北京户口与高额薪水两者得兼似乎是很难有的好事。许多状况并不是很好的国有企业拥有不少留京指标，这成了他们吸引人才的主要筹码，当然还需要加上高额的违约金限制，防止员工们得到户口以后就走人，这让李震的一些同学痛感工作“压抑”，手头“拮据”，却也无可奈何。

　　但是王刚是一个例外。他是一家外资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也是李震的代理人。当他要离开原先所在的企业时，公司并没有因为户口的问题向他收取违约金。王刚说公司是国企，业绩糟糕，但每年的进京指标必须用掉，徒然增加人员的工资支出。因王刚和他的一些新同事的离职而省出的工资支出反倒多于违约金，所以违约金的事情就不了了之。

　　李震这样的人是王刚重点发展的客户，他们被称之为“体制外就业”者，不为户口“折腰”，更灵活自由，机会更多，收益更大，但是伴随而来的是高风险。

　　李震的一位同事就曾因此吃过亏。他大学毕业后，留京与一家广告公司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可是第二年5月，公司却以他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对其做出辞退决定，他不服，诉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官司还没打，诉讼就被仲裁庭驳回。理由是，申诉人作为外地来京务工人员，未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相应的“四证一卡”——身份证、暂住证、就业证、健康证、外出就业登记卡——属非法务工，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及由此所确立的劳动关系属违法建立，故不应得到法律支持。

　　尽管户口的藩篱正在逐步被打破，但李震们的社会保障还未提上日程。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大多数体制外单位并没有纳入进来，在体制外就业的人自然无所皈依。许多单位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就是这样可以免交员工的社会保险，这些事实已经成了王刚说服客户购买商业保险的主要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