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危机之下谁先失业？

　　本报首席记者 仲伟志／文

　　尽管SARS在中国的蔓延造成数千人感染，并导致许多地方商业活动陷入停滞，但舆论仍然对中国维持现有经济增长率充满信心；尽管国际劳工组织预计，随着SARS继续对相关行业造成影响，劳动者的就业将受到很大影响，但许多人坚持认为，SARS危机减少的只是就业时间而非就业岗位，在危机过后，经济会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并很快带来就业复苏。

　　一种说法是，中国GDP的一半以上来自制造业，但制造业至今为止所受影响不大，汽车制造、晶片和其他行业运行较为正常；SARS危机仅仅影响到服务业，而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决然不会波及国民经济大局。

　　——我们当然乐于见到这种“速战速胜”的局面，但这种乐观预测的依据，往往只是经济学者们所期望的“经济发展惯性”，也就是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9.9%对此后经济增长所形成的惯性作用。SARS给我们带来的心理障碍似乎正在消除，但是，我们似乎并没有足够注意国民经济链条互动可能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投资、消费、出口——这是我们拉动经济的所谓“三驾马车”，一季度GDP增长9.9%，当然是仰仗“三驾马车”的加速行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27%，出口增速更达50%以上，而多年来一直低迷不振的消费物价指数也达到0.5%，“拐点”似乎真正到来。但是，SARS危机突发，消费大幅下跌。据初步测算，4月20日以来，北京的消费品零售额约减少10%左右，全国总的消费影响在3个百分点左右。

　　有人不以为然：全国的经济网络并没有被破坏，一俟危机过去，消费肯定反弹。

　　——且慢盲目乐观。如果你有体制保障或有固定收入，你的消费可能会押后，但这3个百分点的影响，应该是数以百万计的返乡劳务人员和城市里的非固定收入人群。由于市肆萧条，他们主动或者被动放弃了临时工作，也便失去了他们的收入。按照经济学理论，他们在这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入，就意味着终生的收入减少，同时意味着终生的消费必然减少。尽管这部分人的某些必要消费还会存在，但这些必要消费会从他们的未来消费中抵扣，因此有相当一部分消费会净消失。所以，SARS不仅会影响到现在的消费，还会影响到将来的消费。

　　而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那些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业——如房地产、汽车、电子、医药等——在疫情蔓延的时候仍然可以保持高速增长，但是这些行业的成长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SARS危机造成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建筑、餐饮、旅游、旅馆、文化娱乐行业经营萧索，这些行业对GDP的贡献率远远不如那些资金密集型产业，但它们是当前中国吸纳就业的一个主渠道。

　　SARS危机显示出，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更加偏向数量惊人的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工与城镇待业人员——他们的就业机会大多集中在相对弱势的私营小企业，这些部门一度缓解了国有企业大量裁员所造成的影响，使整个社会得以维持稳定。但这些非正式部门面对SARS等公共危机的打击尤其脆弱，缺乏起码的保障能力，只能把暂时吸纳的就业大军重新吐回社会。

　　公共部门曾预计今年将新增800万个就业机会，现在看来能够达到一半就相当不错。而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高峰的到来，困扰中国发展的就业矛盾再度尖锐暴露。这个总量与结构交织的矛盾，其实始终存在而且从未消减，但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独沽一味，只谈经济发展，几乎淡忘了就业与发展之间的复杂性以及问题的严重性。

　　人们喜欢使用就业弹性的概念来描述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只谈GDP的增长，似乎有了GDP就有了一切，但有资料表明，近年来我国就业弹性呈现下降趋势。198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00多万个就业岗位；到了1990年代，每增长1个百分点则只能增加80万个岗位。1998年，GDP增长7.8%，但就业只增加0.5%；2000年，GDP增长8.0%，就业仅增加0.8%。这组数据应该使我们警惕并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比如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扶持力度——而宏观政策取向有必要从当前的“增长优先”转向“就业优先”。

　　目前各种口径的失业或隐性失业数字暂且按下不提，让我们看一看那些往往不为人注目的领域。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摸底统计，最近需要退出市场的那些资源枯竭的矿山，其在职职工就将近400万；而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如果能在2010年之前完成，大约要向社会释放1／3以上的冗员；加入WTO之后，仅考虑3%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这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每年1000多万的基础上，又将增加200万。——现有的GDP增长模式，显然无法消化这巨大的造碗压力。

　　一般而言，宏观政策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四个轮子本应相互兼顾而不偏废，但我们则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软着陆”时期以“稳定物价”为先，1997年后转向“增长优先”——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固然功不可没，但促进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充分就业。如果指望国债投资解决就业问题，那将是中国财政根本不能承受之重。

　　增长优先还是就业优先，自然要谨言慎行。我们不做盲目乐观主义者，但我们也不悲观。只是，SARS使我们又一次发现，比SARS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