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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帆 北京报道
6月1日，法国埃维昂，中国与西方八国集团(G8)的距离被前所未有地拉近。G8领导人峰会首次增加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在这座被称为“矿泉水之城”的小城召开，参加此次会谈成为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境外出访的重头戏之一。
G8这个“富人俱乐部”集中了当今世界最发达的七个工业化国家和俄罗斯这支强大的力量，注定使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集团。尽管近年饱受反全球化示威的威胁，G8议事范围越来越广，逐渐从经济合作扩展到政治与安全、保护环境、消除贫困等领域，其影响也随之愈发扩大。在这个场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都是重要的，1990年代初俄罗斯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加入该集团。
对于中国来说，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的身份一直成为中国与G8接近的障碍。正是出于自己代表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考虑，中国此前多次拒绝G8向中国发出的邀请。此次中国出席南北对话是否意味着中国改变立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在5月22日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成为G9的一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陶文钊如此预测。
然而，这并不表示中国应该放弃与G8接触的机会。“G8对我们同样是一次机遇，是我们参与国际事务决策的机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海滨说。这个机会并不是惟一的，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中国需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的时候，G8给了中国又一个发言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走近G8象征着中国迈入参与国际事务决策的又一扇大门。抛开联合国？
当人们试图赋予中国走近G8这个事件以更大的意义时，美伊战争不可避免地被与中国出席这次南北会谈联系在一起。甚至，在考虑到美伊战争对联合国的冲击后，有分析人士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对联合国的不满将导致其试图用G8来取代联合国，这是中国靠近G8的直接动因。
这一结论遭到许多国际问题专家的驳斥。张海滨指出：“冷战结束后人们对联合国的期待日益高涨，然而这种高涨的期待与联合国所起的作用有相当的差距。期待越高失望越大，这在美伊战争中充分表现出来。”所以，遭受美伊战争最大冲击的也许并不是联合国的实际地位，而是人们对联合国的期待。
陶文钊说：“G8与联合国的地位无法相比，联合国会员国超过190个，而G8只是8个国家讨论问题的会议。此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大多是G8的成员，在安理会发生的分歧同样会出现在G8，包括目前美法两国的分歧。”
清华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楚树龙认为，联合国受美伊战争的冲击同中国走近G8并无直接关系。他说：“联合国并不是中国惟一参与的国际组织，尽管它是最重要的组织。”
因此，如果中国对联合国的作用有客观的认识，中国就不可能放弃联合国而靠拢G8，或者因为靠拢G8而放弃联合国。积极外交
但是，无法否定的是，美伊战争可能促使中国思考世界格局的转变，并主动调整参与这种转变的过程。
美国从来没有减弱过推动联合国改革的热情。英国最近透露，将同美国一道提交一项全面改革安理会的建议，增加日本、德国、印度等五个常任理事国。这种改革提议并不新鲜——在过去20年来，它一直出现在联合国的讨论议案中，由于难度过大而实现的可能性极低。
除此之外，美国可能抛开联合国来解决一些国际事务。陶文钊指出，近来，包括美国政府政策设计机构官员和一些美国学者提倡更多采用联盟的方式来解决国际问题。联盟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它甚至都不是永久性的——出现问题时结成联盟，问题解决后联盟结束。
不管是联合国改革还是其他联盟的兴起，既有的讨论、解决国际事务的框架正在发生调整。在这种调整面前，中国该如何面对？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孙哲指出，中国要以“跳跃式”的方式，抛弃传统思维，争取在国际上成为受尊重的成员。孙哲说：“及时、迅速地与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建立起一种经常性的、制度性的对话是必然的。走近G8不仅具有中国崛起的象征性意义，还具有实际的效用。”
楚树龙对近几年中国在多边外交上采取的越来越积极的态度表示赞许，认为同中国在欧亚对话、10＋3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外交举措类似，走近G8是这种积极外交态度一脉相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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