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胡锦涛主席将出席G8峰会期间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这个事件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答：当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危机公关”的第一个行动。
在外交上，危机处理和管理是靠政治艺术完成的。有“危”才有“机”。所以，中国
也是三思后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因为在SARS尚未被完全控制的情况下，一般国家的首脑在这个敏感时期应该镇守国内一线，不宜远行。但是权衡再三，我国新领导人还是决定出席G8峰会，这个决定本身在中国外交决策史上就比较特殊，姑且不说实际效果，敢于决策本身就显得相对成熟了许多。
起行前，国务院还特别宣布了改革国家领导人出访的礼宾仪式，无疑是想借这次出访塑造一个低调、亲民、务实、精干的印象。这样，内政和外交其实联系在一起，让人对中国的整体改革充满希望。有时侯，对某件事情抱有希望本身就是难得的奠定成功的资源和资产。
问：中国参加G8有哪些好处？
答：好处多多。我个人认为中国外交的态度应该更积极些。中国与八国集团的关系一直很微妙，至今对加入这个所谓的“富国俱乐部”或“大国俱乐部”仍犹豫不决。这其中有自身的利益权衡，也有意识形态的考虑。毕竟，1989年，当时的七国集团发表了宣言并采取了对中国的制裁行动。
但是，撇开意识形态不谈，借鉴西方国家在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防止经济危机上的经验，参与其活动，都应该是综合国力上升和国际影响力增强的中国应该做的事情。中国要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必须敢于在和主要发达国家竞争的同时，善于和他们进行合作和协作。此其一。
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已经高达3000亿美元。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驻上海的咨询人员Jonathan Woetzel在他最近出版的《资本主义的中国》Capitalist China一书中的判断，目前中国的GDP是一个相当于意大利的中等水平国家，使中国与众不同的是中国的高速增长率。到2010年，中国GDP将翻番，从而同德国相当；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下去，到2020年，中国GDP将超过日本。果真如此，那么届时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水平的一半左右，与G8主要成员国实力大致相当。在这种情况下，及时、迅速地与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建立起一种经常性的、制度性的对话将是必然的。因此，参加G8不仅具有象征性的中国崛起的意义，而且具有实际的效用。此其二。
当然，看到好处的同时，也应该认真分析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风险，及时准备对策。我个人认为从总体上判断，中国要把握三个关键点上的平衡：一是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把握好恰倒好处的平衡，游刃有余，起南北对话的桥梁作用；二是要在和八国集团单独成员国的关系处理上把握好亲疏有致的综合平衡，“善于藏拙”，同时也要精明强干，成为平等的对手和伙伴；三是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与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甚至外交智囊机构等世界各层次政治实体的对话，在国际事务重大决策中有所作为，避免被边缘化。
问：对此，中国的外交思维需要做出怎样的调整？
答：过去我们说中国应该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今天恐怕要以“跳跃式”的方式，抛弃传统思维，争取在国际大家庭里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成员。
中国外交“韬光养晦”的原则不应改变，因为中国经济基础仍然很弱，但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手段应该更加圆融和干练，特别是在机制和技术层面都应该与国际社会的惯例接轨。例如，现在全球公共外交的兴起，就让我们深思中国如何塑造自己的国家形象，如何树立自己“机制上的吸引力”和软性国家影响力。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进行外交上的改革。外交不是外事，光是接待和礼宾方面的改革距离现代外交的要求力度远远不够，一流的外交需要具有前瞻性眼光的一流人才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