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获SARS标本曾起用私人关系 军科院“特事特办”获千万拨款

　　本报记者赵燕凌

　　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20号，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下称军科院)，有关SARS的若干秘密就是在这个戒备森严的高墙深院里被破解着。自2月15日夜晚，祝庆玉、曹务春两位科研专家悄悄携带从广东采集到的SARS病毒标本进入实验室那一天起，军科院就成了一块神秘之地。

　　从封锁中采集SARS标本

　　以前似乎和人们的生活距离十分遥远的军科院，其名字现在开始和SARS一样被人们熟悉。

　　外界极少有人知道，军科院最初在介入病毒研究，尤其是2月12日到广东采集病毒标本时，是如何突破层层封锁。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政府首次公开对外宣布广东部分地区蔓延“非典型肺炎”疫病。

　　2月12日上午10时，正在参加全军学术会议的该所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全军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曹务春接到了院里的命令：由他与微生物检验研究中心主任祝庆余一同前往广州疫区采样，开始尽快展开疫情研究。

　　曹务春和祝庆余两位专家就此踏上了一次“非常之旅”。

　　在广东疫区，病毒标本的采集已被层层封锁，在相关医院里，他们通过正式渠道很难采集到标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有家单位答应提供标本，但当他们在机场拿到标本后才发现，这其中并没有他们必须要的病人血清、肺组织标本、分泌物等，而所拿到的仅仅是一点点口水。

　　“祝庆余当即打电话给院领导，竟忍不住哭了起来。此后，为获取全部的非典组织样本，两位专家隐蔽了军方科研人员的身份，开始私下活动，四处奔波，最后通过私人关系才弄到了标本。”军科院一位知情者告诉《财经时报》，2月15日夜晚，曹务春和祝庆余两位专家携带病毒标本，从广东飞抵北京，直奔实验室。

　　记者采访中发现，对于这方面的情况，军科院对外一直三缄其口。一些知情者私下表示，实际上，这种对病毒标本的垄断、区域科研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SARS病毒的研究，这对中国科研应急机制是一个大教训。

　　 揭开神秘面纱

　　当曹、祝两位专家在广东为采集病毒标本四处奔走的时候，后方已经同期行动了：一项重大科研攻关行动计划，军科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迅速启动。这里不仅成立了由13名权威学者参加的专家组和非典攻关领导小组，同时还成立了以设在该所的全军微检中心为核心的，包括病毒、细菌、流行病、电镜、病理和立克次等多个研究室参加的科研攻关集体，确定从细菌、病毒、血清学检测、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2月15日夜晚，曹务春、祝庆余携带装有SARS病毒标本的“潘多拉盒子”，奔向研究所的P3(生物安全3级负压)实验室。

　　P3实验室是密封的实验室，气压比外面低60至200帕，空气闷热难耐，同时，科研人员不仅要穿上三层特制的防护服、戴上七层防生口罩，而且不能喝水、进食，不能上厕所。

　　最先传出的捷报是血清学研究报告发现非典病原体。2月21日，科研人员通过抗体查找抗原，从4份样品中发现有一份呈阳性反应，显示衣原体可能是非典元凶。

　　科研人员激动异常，立即向院、所领导作了汇报。可是，院领导组织专家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后认为，这一结果并不可靠，还需要通过相关细胞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和动物实验进一步查证。

　　与此同时，其他小组也正在通过细胞培养和小鼠感染的方法查找“元凶”。2月23日，在完成非典病毒的病原分离研究之后，立即着手动物实验，通过对300多只小鼠进行一次次研究实验，获取了致病病毒的第一手证据和大量病毒样本，并最终确定了病原体。

　　2月26日，研究人员把分离出的病原体放在高倍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病毒颗粒。经过反复分析实验和专家验证，他们初步确定非典的病原体可能是一种冠状病毒。为求科学准确，他们请出已经退休的著名病毒学家陈德慧研究员。

　　这位在中国第一个分离出冠状病毒的权威专家，看到用电子显微镜拍摄到的病毒照片后，当即予以确认。之后，专家们又通过对病毒核酸序列的测定，将获得的这一病毒与动物冠状病毒的核酸序列进行对比，得到进一步验证。最终，各种研究结果完成证实非典病原体就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3月21日，军科院第一个向国家卫生部报捷：发现非典元凶为冠状病毒。此时，国际上尚无同类报告。

　　4月9日，这一重大发现得到了国家卫生部权威专家的确认，非典的神秘面纱被彻底揭开了。

　　找到了“元凶”，还要破译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为研制诊断试剂、疫苗和治疗药物奠定础。4月16日，军科院流行病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中心研究所完成4株病毒的基因测序；4月18日7时32分，鉴定出患者血液中的SARS病毒蛋白质；4月19日2时12分，临床检验试剂盒问世。

　　4月28日，军科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陈薇领衔研制的“重组人干扰素ω喷鼻剂”，获准进入临床研究。

　　总后紧急拨款

　　“3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廖部长来到军科院，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指示总后有关部门要在第二天下午6点钟前，将1000万元紧急拨款拨付到军科院！”军科院政治干部处一位人士告诉《财经时报》：“1975年全球出现莱姆关节炎，科学家花了7年时间才找到病源；1981年发现艾滋病，科学家寻找病源历时3年。而此次，军科院的科技人员发现冠状病毒，只用了34天！军委有关领导闻讯，指示总后有关部门3天内紧急拨款1000万元全力支持，并强调：特事特办！”

　　据了解，祝庆余从拿到病毒样本的那一刻，就开始为缩短立项程序发愁。因为，军队科研项目实行严格的报批制度。按常规，开展非典研究，必须先申报项目，批准后才有经费上课题，但这样无疑会拖延时间。令祝庆余没想到的是，当他和曹务春携带病毒标本从广东飞抵北京时，院党委对非典研究项目做出了一系列超常规的“风险决策”：非典科研方案已经制定、组建了非典研究课题组，并决定先上课题后申报项目。

　　但问题接踵而来：科研启动，需要购置大量实验动物、研究试剂。“没有专项经费怎么办？”祝庆余问。

　　“先用其他课题经费垫支！”院党委成员一碰头，做出了大胆决定，明令财务室对非典科研攻关所需经费优先保障，随借随给。“国家863项目、国家973项目经费就此开始相互间借用，这在平时，根本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