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获SARS标本曾起用私人关系 军科院“特事特办”获千万拨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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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31日 14:19 《财经时报》 | ||
本报记者赵燕凌 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20号,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下称军科院),有关SARS的若干秘密就是在这个戒备森严的高墙深院里被破解着。自2月15日夜晚,祝庆玉、曹务春两位科研专家悄悄携带从广东采集到的SARS病毒标本进入实验室那一天起,军科院就成了一块神秘之地。 从封锁中采集SARS标本 以前似乎和人们的生活距离十分遥远的军科院,其名字现在开始和SARS一样被人们熟悉。 外界极少有人知道,军科院最初在介入病毒研究,尤其是2月12日到广东采集病毒标本时,是如何突破层层封锁。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政府首次公开对外宣布广东部分地区蔓延“非典型肺炎”疫病。 2月12日上午10时,正在参加全军学术会议的该所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全军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曹务春接到了院里的命令:由他与微生物检验研究中心主任祝庆余一同前往广州疫区采样,开始尽快展开疫情研究。 曹务春和祝庆余两位专家就此踏上了一次“非常之旅”。 在广东疫区,病毒标本的采集已被层层封锁,在相关医院里,他们通过正式渠道很难采集到标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有家单位答应提供标本,但当他们在机场拿到标本后才发现,这其中并没有他们必须要的病人血清、肺组织标本、分泌物等,而所拿到的仅仅是一点点口水。 “祝庆余当即打电话给院领导,竟忍不住哭了起来。此后,为获取全部的非典组织样本,两位专家隐蔽了军方科研人员的身份,开始私下活动,四处奔波,最后通过私人关系才弄到了标本。”军科院一位知情者告诉《财经时报》,2月15日夜晚,曹务春和祝庆余两位专家携带病毒标本,从广东飞抵北京,直奔实验室。 记者采访中发现,对于这方面的情况,军科院对外一直三缄其口。一些知情者私下表示,实际上,这种对病毒标本的垄断、区域科研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SARS病毒的研究,这对中国科研应急机制是一个大教训。 揭开神秘面纱 当曹、祝两位专家在广东为采集病毒标本四处奔走的时候,后方已经同期行动了:一项重大科研攻关行动计划,军科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迅速启动。这里不仅成立了由13名权威学者参加的专家组和非典攻关领导小组,同时还成立了以设在该所的全军微检中心为核心的,包括病毒、细菌、流行病、电镜、病理和立克次等多个研究室参加的科研攻关集体,确定从细菌、病毒、血清学检测、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2月15日夜晚,曹务春、祝庆余携带装有SARS病毒标本的“潘多拉盒子”,奔向研究所的P3(生物安全3级负压)实验室。 P3实验室是密封的实验室,气压比外面低60至200帕,空气闷热难耐,同时,科研人员不仅要穿上三层特制的防护服、戴上七层防生口罩,而且不能喝水、进食,不能上厕所。 最先传出的捷报是血清学研究报告发现非典病原体。2月21日,科研人员通过抗体查找抗原,从4份样品中发现有一份呈阳性反应,显示衣原体可能是非典元凶。 科研人员激动异常,立即向院、所领导作了汇报。可是,院领导组织专家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后认为,这一结果并不可靠,还需要通过相关细胞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和动物实验进一步查证。 与此同时,其他小组也正在通过细胞培养和小鼠感染的方法查找“元凶”。2月23日,在完成非典病毒的病原分离研究之后,立即着手动物实验,通过对300多只小鼠进行一次次研究实验,获取了致病病毒的第一手证据和大量病毒样本,并最终确定了病原体。 2月26日,研究人员把分离出的病原体放在高倍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病毒颗粒。经过反复分析实验和专家验证,他们初步确定非典的病原体可能是一种冠状病毒。为求科学准确,他们请出已经退休的著名病毒学家陈德慧研究员。 这位在中国第一个分离出冠状病毒的权威专家,看到用电子显微镜拍摄到的病毒照片后,当即予以确认。之后,专家们又通过对病毒核酸序列的测定,将获得的这一病毒与动物冠状病毒的核酸序列进行对比,得到进一步验证。最终,各种研究结果完成证实非典病原体就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3月21日,军科院第一个向国家卫生部报捷:发现非典元凶为冠状病毒。此时,国际上尚无同类报告。 4月9日,这一重大发现得到了国家卫生部权威专家的确认,非典的神秘面纱被彻底揭开了。 找到了“元凶”,还要破译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为研制诊断试剂、疫苗和治疗药物奠定础。4月16日,军科院流行病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中心研究所完成4株病毒的基因测序;4月18日7时32分,鉴定出患者血液中的SARS病毒蛋白质;4月19日2时12分,临床检验试剂盒问世。 4月28日,军科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陈薇领衔研制的“重组人干扰素ω喷鼻剂”,获准进入临床研究。 总后紧急拨款 “3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廖部长来到军科院,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指示总后有关部门要在第二天下午6点钟前,将1000万元紧急拨款拨付到军科院!”军科院政治干部处一位人士告诉《财经时报》:“1975年全球出现莱姆关节炎,科学家花了7年时间才找到病源;1981年发现艾滋病,科学家寻找病源历时3年。而此次,军科院的科技人员发现冠状病毒,只用了34天!军委有关领导闻讯,指示总后有关部门3天内紧急拨款1000万元全力支持,并强调:特事特办!” 据了解,祝庆余从拿到病毒样本的那一刻,就开始为缩短立项程序发愁。因为,军队科研项目实行严格的报批制度。按常规,开展非典研究,必须先申报项目,批准后才有经费上课题,但这样无疑会拖延时间。令祝庆余没想到的是,当他和曹务春携带病毒标本从广东飞抵北京时,院党委对非典研究项目做出了一系列超常规的“风险决策”:非典科研方案已经制定、组建了非典研究课题组,并决定先上课题后申报项目。 但问题接踵而来:科研启动,需要购置大量实验动物、研究试剂。“没有专项经费怎么办?”祝庆余问。 “先用其他课题经费垫支!”院党委成员一碰头,做出了大胆决定,明令财务室对非典科研攻关所需经费优先保障,随借随给。“国家863项目、国家973项目经费就此开始相互间借用,这在平时,根本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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