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陈规陋习开战

　　中国人的卫生意识和健康行为不能再退回到SARS发生以前的状态

　　本报记者 陈红

　　“从健康相关行为形成理论来讲，一个重大事件的出现会对人们健康行为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副教授、健康教育教研室 主任常春对《财经时报》说。

　　SARS唤醒国人

　　据常教授介绍，虽然没有数据评估重大事件对人们建立健康行为的影响力有多大，但从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确实存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上海甲肝流行后，生活中吃毛蚶的人明显减少；而“9·１1”后的炭疽恐慌，也使很多人警觉，知道遇到白色粉末该怎么办。“而SARS也迫使人们更加在意自己的卫生行为，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将会保持得较好。

　　常教授还认为，公众、卫生机构多年来对传染病的大意，也被这场SARS唤醒。近年来，公众把对疾病预防控制的目光都投向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病，更关注人们的饮食和运动，总觉得现在再提不随地吐痰、饭前便后要洗手是老生常谈，而SARS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看到传染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离我们那么远，一些看起来非常简单、非常基本的益于健康的行为还是非常重要的。

　　幼儿园学过的

　　为何做不到？

　　最近有本美国人写的新书，书名叫《那些人生中最重要的道理我在幼儿园里都学过了》。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饭前便后要洗手，这些不也都是我们从幼儿园时就开始接受的教育吗？活了十几、几十年都没做好，到头来却让SARS重新教会我们，这些根深蒂固的陋习从何而来？

　　常春教授分析，人们行为的形成主要受遗传、环境和后天学习三大因素影响，像不随地吐痰等行为习惯都是后天的行为，在一个人小时候就要由家长起到示范作用，之后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不断通过学校教育的倡导、社会舆论的导向来强化，巩固其良好行为习惯。其次，环境影响也很重要。比如周围都是垃圾，他就很容易也把垃圾扔在这里，如果周围很干净，人就有一种自我约束，不好意思这么做。

　　“后天学习和环境因素是相辅相成的。”常教授说，随着人们认识水平提高，不良卫生行为就会减少，环境将会更好，反过来又会强化人们的文明行为。

　　除了罚款还能做什么？

　　SARS约束了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约束了我们勤洗手、勤更衣，SARS之后，谁来约束我们呢？常教授所从事的“健康促进”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探讨怎样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去促进健康。

　　常教授认为，从健康教育的角度讲，不利健康行为的约束要靠全方位、多角度。除了基础的正规教化、社会倡导，还要有必要的法律规章对不良行为修正和约束。“罚款等惩戒措施在行为改变中起到一种‘负强化’作用，人们通常会为了避免惩罚，不再做这些事。”他说。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或者要做还没有做到的事，常教授特别强调了“环境基本条件的建设”，并为此举了几个例子：

　　其一，当我们一再强调饭前便后洗手时，却尴尬地发现很多餐馆、公共卫生间没有洗手池，或者见不到肥皂或洗手液。国外的公共卫生间，手纸、洗手液、烘干器是必备的。公厕能向人们提供必要的洗手条件比它收费与否更重要。

　　其二，中央空调的使用使人们生活办公的舒适程度越来越高，也给呼吸系统病菌的传播提供了通道，比如军团菌、SARS病毒。中央空调如何解决通风问题，如何执行严格的消毒、维护、保养，也是环境基本条件建设中要解决的问题。

　　其三，健身场所的建设。国人现在很认健身房或社区内的健身器械，而国外更注重为人们提供“适宜”的锻炼场所，比如建很多绿地、开很多小路，适合人们在上面跑步、骑车。

　　陋习会不会卷土重来？

　　“这种可能性肯定有。”常教授说，“但人们的卫生意识和健康行为不会退回到没有发生SARS以前的状态。毕竟SARS给人的震动太大了，从人的行为形成、发展角度讲，它会给人们留下痕迹。”

　　但随着SARS威胁的消退，人在情绪、认识上就会慢慢放松，行为习惯也会慢慢松懈，不可能像发病期间保持得那么好。

　　常教授曾经进行过一项有关艾滋病方面的研究，通过对相关医务人员的调查发现，对艾滋病人血液、分泌物的消毒制度大家都知道，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被所有人严格和规范地执行。

　　“像饭前便后洗手，每个人都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照着做呢？一次少做一点点，发觉没发生什么问题，下次就会再少做一点点。”他说。

　　常教授把这解释为人本性中的惰性。比如洗碗，一种洗法是洗一遍就行，一种洗法是又要煮又要用消毒液泡，它们的复杂程度和劳动量不同，人会选择其中简单、容易的去做，而不是复杂、疲劳的。

　　“除了习惯的培养，制度的强化，剩下的就要靠每个人的责任心。”常教授说，“这也是为什么食品卫生相关法律的监督和执行，比其他法律法规要难的原因，因为它往往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