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小蛇：北京综合症_滚动新闻_财经纵横

猛小蛇：北京综合症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24日 19:47 《财经时报》

　　有人恐慌，有人逃亡，有人隔离，有人淡然，有人奉献，这都是“北京综合症”的一些病征。随着非典的消退，这些症状也将渐消，也许会留下若干后遗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非典将改变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习惯

　　猛小蛇／文

　　5月10日，在屋里憋得非常气闷的一群年轻人相聚来到朝阳公园，理由之一是这里相对安全：每个进入公园的游客都要在入口处接受体温检测，测量方式非常简单，工作人员手持一个小小的红外体温计，往游客的手心一比划，测一下体表温度，只要符合标准就放行。这群年轻人在草坪上玩得很开心，掷飞盘，玩扑克，打羽毛球，即使是在开始下雨的情况下，还有人陆续开车前来加入。

　　这就是非典时期的北京。有人恐慌，有人逃亡，有人隔离，有人淡然，有人奉献，这都是“北京综合症”的一些病征，随着非典的消退，这些症状也将渐消，也许会留下若干后遗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非典将改变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习惯。

　　关于恐慌

　　——首都北京，千里病风，万里毒飘，望长城内外，人心惶惶，京城上下，顿失嚣嚣，吃板蓝根，服维生素，欲与萨斯试比高，无宁日，看口罩手套，分外畅销。(手机短信)

　　年初从南方的媒体开始报道非典型肺炎的病例后，很多人在网上开始获取各种关于SARS的信息，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就是泥沙俱下，缺乏基本判断能力的人最好不要接触它。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也开始不胫而走，通过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媒体，以各种不同的传播方式，比如在BBS上发帖，比如手机短信，关于SARS的传言越来越被夸大，一时间打击面很广。

　　最要命的是北京方面关于SARS疫情的信息不透明，这种恐慌与日俱增。而一些传言开始被证实的时候，这种局部的集体的恐慌已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张先生，他在东二环一家高档写字楼里上班，回忆起当时的恐慌情景：

　　“上午收到香港同行发来的一封邮件，说是我工作的写字楼里已发现非典病人。刚开始我觉得无法相信，这种事情为什么香港比我们还要知道得早？所以也就没当真。”

　　然而到了下午，写字楼里所有公司的员工被轰出写字楼，物业对整栋楼进行了全面消毒，员工们不知所措，很多人并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也好，可以在家SOHO一段时间，不用公司家里来回跑。”张先生说。

　　当政府终于出面透露事实真相时，当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一齐“下课”时，当学生们停课后，当“五一”长假取消后，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件使人们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明白了疫区情况后，又卷起一股抢购潮，抢购大米、馒头、方便面、醋、消毒水、口罩……我一位朋友是个单身汉，一次就买了100多个馒头。我还亲眼看到一位邻居在超市里买了300斤大米，我觉得非常奇怪，中国的大米多得在仓库里烂掉了无数，这种东西怎么会脱销呢？不过口罩的确脱销了一阵，我为了买几个合适的口罩，从朝阳路一直开车到通县，居然买不到，还好很快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种恐慌亦开始以北京为中心向外传播，政府公开疫情后不久，河北某地的农民自发起来破坏了一段国道，以防止北京方面的车经过此处，一些挂着京牌的车子在外地被人砸掉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而那些从北京逃跑回老家的人更成了众矢之的。

　　不过北京人的恐慌也就告一段落，接下来向两个极端发展，要么逃避它，要么坦然面对淡然处之。

　　关于逃亡

　　——高家庄路口出现了几辆京牌车，站岗的村童立即放倒了消息树，村支书高老钟敲响了老铜钟并高喊：“北京人进村了！乡亲们戴口罩！”(手机短信)

　　4月底政府第一次公布疫情，据可靠统计两天之内有170万人逃离北京，外地来京的民工、大学生、大款……一个沈阳的朋友告诉我，沈阳的星级酒店里住着从北京逃过来的大款，还有朋友告诉我，当地出现了类似于“赏金猎人”的新行当，举报或抓住一个从北京跑回去的人会得到一定金额的现金奖励。

　　关于逃亡的故事无奇不有。吴小姐，在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她新买的房子正在装修，每天下班后还要从公司跑到新房那边监督装修的进度。

　　“那天我下班后赶过去，一推门，开了，但里面没有人，满地狼藉。打那个工头的手机，关机，没办法，又打那家装修公司的电话，才知道这个施工队的工人全部跑回老家去了。”

　　吴小姐非常郁闷，她计划好装修完后20天左右搬进来，原来租的房子也差不多到期。现在工期一拖，计划全泡汤了。

　　几个装修工人的逃跑，也许算不了太大的事情，但助人逃离北京居然也成了一个热门行当，也算是非典时期的特殊案例。河北邢台的司机郭某先后三次利用集装箱从北京运送民工返乡，每人收取80到100元人民币不等，后被警惕性极高的人民群众揭发，郭某也受到法律的制裁。

　　更多的是自己开车外出躲避非典的人们，等各地针对非典的措施陆续到位后，他们又成了不受当地人欢迎的人，最后只得返回北京疫区，第一件事还是被隔离，落得个两头不讨好的结局。

　　不过，关于逃亡，我听到的最悲惨的事情是一位年轻的山东籍男子，这位疑似非典的年轻人，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返回老家，于是选择了骑自行车从北京返回山东老家，想见到家里人。这位年轻人最终病发死在半路上，显然那些在路上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有可能被染上，更可怕的是无法统计与他接触过的人。年轻人的遭遇的确悲惨，但他的行为极不负责任，就算他回到家乡，还是可能会把SARS病毒传染给自己的家人甚至同乡，那样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

　　现在北京疫区的疫情已经基本被控制住，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是大量逃亡者返回北京的遗留问题，包括很多大学生回京，这之中还有没有潜在危险还不好说。最近网上出现不少抨击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没有责任感的言论，在引起极大争议的同时，也暴露出近年来中国教育体制的严重问题，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的失败。

　　关于隔离

　　——最新预防非典药方：取大蒜一头大葱一根臭豆腐两块，将大蒜大葱捣碎，与臭豆腐搅成糊状，一半内服一半敷双颊，为自己制造出个方圆十平方米的隔离区。(手机短信)

　　这里所说的隔离并不是说严密封锁，与外界毫无接触，其实严格说来，当您给自己戴上一个口罩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你就被“隔离”了。当然这只是针对指个体而言，因为SARS的原因，北京城还有较大规模的隔离，比如整所医院或者整栋居民楼被隔离，另外北京还在北边的小汤山建立了一个完全用于隔离非典病人的场所。

　　刚听到“隔离”时，每个人似乎都从心理觉得有点别扭，这就可以想象为什么有人从救护车里跳出来了，因为源于一种未知的恐惧。5月1日，我所在的楼发现一例疑似非典患者，患者被送往医院，与她有过接触的家人被告之在家隔离。物业派了三个保安，24小时轮流守在这家门口，基本算是一种强制隔离，所有的日常生活资料都由保安转交给这家人。为降低传染几率，电梯工也不用随时守在电梯里，只是每小时巡视一次。

　　整个楼里的人都感到一种压力，一旦这例疑似患者被确诊，这栋楼就有可能被隔离。不过大家没有恐慌，也没有迁怒于这家人或者迁怒于楼里的宠物们，大家都戴着口罩，彼此间非常客气，小区花园里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锻炼的人多了，每天至少有十几对打羽毛球的人。当然现在疑似已解除，看着楼下每天更新的乡政府通告牌上，那几个可怜的非典患者的数字还在逐渐下降，内心感觉还是住在乡下安全多了。

　　实际上这个城市里的人都处于一种有意无意的自我隔离状态，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也不出门，每个小区里的门卫都十分警惕，将每一张新面孔拒之门外。对于像我这样的新司机而言，这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练车的好时机。

　　隔离还有一个效果，就是虽然从物理状态上隔离了，心灵上反而更想与其他人沟通。几天前我在家呆闷了，该打的字都打了，该打的游戏也打了，该打的电话也打了。于是从一个尘封已久的纸箱子里翻了半天，找到了当年的大学同学录，凡是留有电话号码的，都打个电话过去吓吓他们。然后再到网上同学录去搜一搜电话，一个个打过去骚扰，他们的惊喜隔着电话线也能感觉到，真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沟通。

　　5月17日，北京最早被隔离的人民医院已解除警报，这表明非典的防治工作初见成效。

　　关于淡然

　　——朋友，想度假吗？请迅速拨打120免费电话，赢得医院七天包食宿超值游！现在拨打还赠口罩、时尚消毒套服、救护车接送等，前十名还可享受免费隔离待遇！接头暗号是：“我发烧了。”(手机短信)

　　几个世纪前，像薄伽丘这样的文学青年成群结队从佛罗伦萨逃跑到乡下逃避“黑死病”，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大家聚在一起讲段子成了他们打发漫漫长夜的最好方式。《十日谈》就是瘟疫时期的“段子”集合，那些讲段子的年轻人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将成为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作品之一。

　　现代社会人们实在没必要跑那么远去躲避瘟疫，在自己的公寓里就能做到与世隔绝，精神生活照样很丰富，上网聊天、打游戏、看电视、看DVD……实在无聊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着手来制作或传播手机短信。

　　有时，最多的一天我能收到十几条与非典有关的短信，除了收到1860偶尔发来的一本正经的官方疫情通报外，其他都是以非典为核心的搞笑小段子，我至今仍保存着我收到的第一条与非典有关的短信：

　　如果你还在坚持上班，你是一名战士；如果你还敢满世界遛达，你是勇士；如果我发的短信你没回，你就是烈士；如果你坚持要请我吃饭──那你就是绅士！

　　当时收到这条短信后，我很快用手机回复过去一条短信：

　　(系统自动回复)：本手机机主已被隔离，有事请到语音信箱留言，谢谢。

　　很快手机就响了，我让太太接电话，在我的导演下她开始一本正经地说：“您好，这里是139手机隔离中心，现在是系统自动语音服务，该手机已被隔离，请一周后再联系，谢谢。现在请您挂机，再见。”

　　那位朋友开始抓狂，给我家打电话，听到的是同样的自动留言。给我发E-mail，还是自动回复，最后晚上在IRC里见到面，实在是憋不住了，把真相告诉了他。

　　这几天随着非典感染者的减少，大家手机里收到的与非典相关的短信也越来越少，相信SARS成为第一关键词的日子就快结束了。

　　关于奉献

　　——广东流行非典了，北京也被感染了。政府不再严管了，媒体也敢呐喊了。患者已经不少了，医院也都住满了。医护人员辛苦了，前线冲锋冒险了。(手机短信)

　　对于那些处于危险边缘与SARS苦斗多日的医护人员，我始终满怀敬意。虽然我个人一贯认为那是一个很黑的行业，就像黑社会很黑很危险一样，医护行业也是一个很黑很危险的行业，也许以前不太危险，但现在变得十分危险。一个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就是医护人员感染SARS的几率远远高于常人。

　　在很多反映黑社会情景的港片里，我们经常看到死掉或被关起来的黑社会分子会得到一笔可观的安家费，当我看到有新闻说牺牲的医护人员拿到3万元保险赔偿时，我不由得充满愤怒：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小了！值得在媒体上大讲特讲吗？这3万块钱如果要买人民医院附近的房子，也就够买3平方米。给他们多少钱都应该，至少不能让那些烈士的亲人们有后顾之忧。

　　一个医护人员为工作而死，也是为人民而死，完全够得上烈士称号，他们的名字可以刻在反SARS纪念碑上。而那些临阵脱逃的医护人员，也要给他们立一根“耻辱柱”，否则对那些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说，太不公平了。

　　一位广东孤儿杰仔的出现震撼了全国人民的心，他的母亲是当地一家妇婴医院的护士，终因感染SARS而倒在医院，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也被SARS夺去性命，9岁的杰仔成了一名孤儿。父母所在单位的帮助毕竟有限，于是不得不向社会寻求帮助。只要人人都捐出一点爱(钱)，世界将变成没有非典。在接收非典患者的医院里，几乎每天都有医护人员累倒病倒，他们的大无畏精神令人尊敬，整个社会在向他们致敬的同时，也要学习和发扬他们这种精神。

　　关于昨天

　　——中国最早记载“非典”的文献是“三国志”：曹操外出泡妞遭偷袭，幸有座下第一猛将典韦舍命护卫。曹操脱险后知典韦的双戟已被敌人事先偷走，泣：典危矣！非典，必死也！(手机短信)

　　同一个北京城，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它是元明清三代中国的政治中心，元明两代曾发生过九次大规模的瘟疫，其中有确切数字记载的是万历15年(公元1587年)，北京共收治病患109590人。清军入关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643年，北京城里爆发了一场大瘟疫，《明通鉴》说“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清代北京城里倒没有爆发过元、明两朝那样大规模的流行病，只是在道光4年(公元1824年)京城附近的平谷、清苑发生过严重瘟疫，对城里未造成影响。

　　清朝从开国以来就比较重视对疫病的防治，这也有其历史原因——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24岁时就死于天花。另外清政府采取了严格的隔离制度，皇太子也不能幸免，为防天花，康熙3岁时就被隔离在福佑宫，一隔离就是3年，期间不能同其父母见面。另外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的建立，有一个原因也是为了防止天花这样的流行病传到蒙古和西藏地区，蒙、藏王公、高级喇嘛在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朝觐，可降低传染几率。

　　康熙时北京曾出现天花流行，康熙帝命在广宁门(今广安门)外设立“避痘所”，实行患者隔离，减少疫情蔓延。后规定在京城东西南北四方各定一村，把患痘症者集中一起实施隔离。康熙帝作为一代明君，也已经愿意接受西方医学，他曾患疟疾，御医久治无效之后，外国传教士用奎宁(金鸡纳霜)给他治好了病。后来臣民患疟疾，康熙便现身说法。

　　有皇帝现身说法消除民众对传染病的恐慌，再加上非常严格的隔离制度，这也是清政府整治传染病的经验，直到今天仍值得借鉴。从市政建设公共卫生，乃至公共医疗等方面的硬件设施而言，自然今非昔比，然而人的素质这个问题，要完全解决恐怕还要两三代人。

　　关于明天

　　——最高指示：饭前便后要洗手；出外归来要洗手；乘车之后要洗手；摸东摸西要洗手。(手机短信)

　　这个城市的空气一向很糟糕，有人说从首都机场下飞机便觉得喘不过气来，但也不必每天戴着口罩出门，那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当公共卫生条件还跟不上的时候，从个人做起，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便显得尤其重要。同时这次北京非典的爆发也暴露出一些政府的盲区，比如流行疾病的预警和控制规则，以隔离为例，是在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下课后才开始执行，如果不是讳病忌医而是早点隔离，北京的疫情可能会好很多。

　　非典的肆虐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日常卫生习惯，现在几乎百分百的人都喜欢洗手，见面握手的少了，作揖打拱的见面礼节似有抬头之势。在银行、邮局等公众场合，黄色的一米线真正开始发挥作用，所有人都规矩排队，都在留心保有自己的个人空间。

　　各地政府都出台对随地吐痰现象的重罚，最高可以罚数百元，在一个讲究金钱的社会里，对一些陋习的处罚与金钱直接挂钩是最有成效的方法之一。新加坡就是一个成功的样板，动辙罚几千美元还要打屁股，于是新加坡就成了世界有名的花园城市。不过在中国能否行得通还是个问题，上个世纪30年代，蒋介石政府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在中国几乎成了一场闹剧，这都值得我们深思。

　　洗手洗出一个明天来，罚款罚出一个明天来，排队排出一个明天来……当然，还有很多的生活细节需要改变，比如SARS的最初来源基本已有定论：来自野生动物。所以从长远看来，不仅仅要改进个体的生活习惯和社会行为，还要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毕竟我们生活的地球不仅仅只有人类在生存，从某种意义上讲，动物和人的生存权是一致的，而一些西方国家如德国，更是将动物的生存权写入了宪法。在这里还是要那些美食家嘴下留情，也希望一些自诩为无所不吃的人们放下屠刀，给动物们一条生路，这样也给自己免掉不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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