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非传统安全时代的外交思维

　　本报主笔 许知远 北京报道

　　“好似蒙面杀手”，在说明SARS的突发性时，叙述平实的王逸舟出人意料地使用了这个比喻。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智囊机构——社会科学院——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所长，47岁的王逸舟已经从事国际关系研究至少20年，他也是中国最早的全球化问题的研究者之一。即使在4月20日意识到这场SARS危机的严重性，王逸舟似乎仍无法从自己研究学科的角度 来做出阐述。“是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最近才开始深入研究。”在5月19日的采访中，王逸舟相当诚实地承认了自己在SARS疫情最初时的茫然。最终，他将之定义为“非传统安全”。

　　这并非一个新题目，王逸舟愿意相信，它的起源要追溯到30年前。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中，罗马俱乐部首次提出了人类面临的生态灾难。而在传统意义上，军事性灾难始终是人类面临的最主要的安全主题，也主宰着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但在过去的30年间，这种“非传统安全”以越来越多样的面目出现，包括油轮泄露、核电站事故、金融危机、跨国网络性攻击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全球化则使这一切灾难的速度更快，密度更大，影响范围更宽广，并几乎开始改写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的定义，因为它们的突然性与复杂性，常常使一国政府陷入无能为力之中。

　　“中国几乎从未有过相应的观念”，王逸舟相信，SARS将深刻地改变中国人对于“国家安全”的看法。在外交领域，尽管李登辉在1995年的突然访美，已使中国政府意识到“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但是不管是环境危机、金融危机，或是大规模疾病，似乎从来不在我们考虑的安全问题范畴之内。

　　“我是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王逸舟刻意地回避惊人之语，也不愿意对未来做出过多的判断。他说很难说这场危机是否将彻底修正他的观念，但他仍相信，SARS将继续延续中国已经在转变的外交思维。在描述过去25年中国外交思维的变化时，王逸舟说，邓小平时将重心放置于国内问题上，而不可避免地对国际事务采取某种消极的态度。但自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朝韩问题、印巴冲突上开始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一切都在表明，中国的外交思维正在面临重要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看起来不是革命性的。”王说。

　　而SARS则加速并稳固了这种改变，因为，谁也不知道它是否会再次爆发。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类似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必须保持与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密切合作，也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就像王逸舟所熟知的外交事务，它不再是基辛格所说的“密室里的游戏”，而必须使公众分享更多的知情权。

　　伴随着年龄的成熟，王逸舟说他越来越意识到没有一种变革可能在一瞬间解决所有问题，他也不再渴望寻找到一种最优的解决方案。他还承认，作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尽管SARS危机就在身边，它所带来的冲击仍非常有限。1989-1992年间前苏联与东欧发生的巨变，才是深刻地影响他观察世界角度的事件。就像王回忆说的，在当时没人能解答，苏联为何会在没有外界武力干预的情况下自行解体。“这一事件使我们觉得学习的那些国际关系理论全无用处。”王说。

　　不管怎样，现在要判断SARS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思维仍为时过早。不过，种种迹象已显露出王逸舟所说的乐观迹象。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展开的欧亚出访计划，不仅是如一位西方外交官所说的——“(SARS战斗)局势看来已经安全到使得他能够出访了”，而更可能是中国政府新思维的开端——如何以更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合作，通过这种更有效的沟通来共同面对种种不确定性。

　　是的，这并非革命性的变化。但是王逸舟以他的个人经历告诉我们，事物的变化往往是缓慢而渐进的。25年前，当王在湖北大学攻读政治学时，一心想寻找问题的惟一和最佳的解决方案；而现在，他更多试图去发现的是多样性与新视角。对话

　　问：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全球化？

　　答：80年代后期。比较深刻的印象是在1992年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的座谈会上，李慎之将1492年视作全球化的开端。这是中国学术界关于全球化讨论最早的学术会议。我在1994年写作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中，第一章即是“全球化”。

　　问：SARS对你理解全球化有新的帮助吗？

　　答：有帮助。SARS是“非传统安全”的一种，它区别于传统的安全。“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是主权的安全。而“非传统安全”挑战的不一定是国家，也不一定是国界，它挑战的可能是社区或个人，或者一个大区域——东亚、甚至全球。全球化使这种“非传统安全”更有突发性，传播得更快，层次更加模糊。

　　这迫使我们必须打破从前的研究范式。对“非传统安全”，国家只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NGO(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同样很大。我们还要重视个人的安全与权利。公民的知情权实际成为面对这种新问题的一种必须措施——只有每一个人都了解，“非传统安全”才可能被克服。

　　过去，我们只靠政府来解决所有问题，正如基辛格所说“外交是少数人的密室内的事情”；但面对SARS或其他问题，只依靠国家力量无法解决问题。

　　问：但是传统的国家动员的方法似乎仍然有效？

　　答：对，动员过程很传统，但在其中，有很多新因素，比如对知情权的要求，对高官的惩罚。这在过去是不多见的。再过若干年，我们可能会发现，SARS是迈向新方向的开始，尤其是在外交领域。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主动撮合美朝会谈，外电对此评价很高。胡锦涛主席即将参加G8峰会，也非常重要。这表明了一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姿态。

　　我相信，痛定思痛之后，(SARS)会留下一些痕迹。因为，谁也无法保证其他类似的问题不再出现。越意识到这种危险，国家之间越应感到合作和沟通的必要。

　　问：这对中国是个全新的观念吗？

　　答：对，中国过去几乎没有这种概念。不管是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还是生态灾难，似乎都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在体制上与观念上都对此没有做好准备。

　　问：但似乎几年前你就提出“非传统安全”？

　　答：是的，中国的外交部门一直在考虑相关的问题，最典型的是1995年李登辉突然访美。“9·１1”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子。现在，我们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思考SARS危机。

　　问：你是否在说，我们正在改变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思想？

　　答：邓小平时代的工作重心是搞好自身的发展，非常实用。在那时，我们很少讨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义务与责任、在地区一体化中的角色，但在此刻，“负责任大国”、“崛起的大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领导人和外交家的表达中。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中国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时刻。

　　问：如何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疑虑？

　　答：中国的崛起，必然带来地区结构上的某些改变，但关键是中国呈现什么样的姿态。这种姿态不仅要依靠语言表达，还要依靠实际的行动，比如对贸易的促进，对安全合作的倡议。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们帮助印尼、韩国等国家，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援助，这修正了它们对中国的看法。我们与一些国家曾在南海岛屿问题上发生严重争端，但现在这种声音逐渐被合作的要求所取代。

　　中国应更主动倡议各种合作。五国元首会议(注：五国指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很重要，我们最近与印度关系的缓和也很重要。

　　问：在4月20日后，政府的姿态有了重要转变，但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答：在国际合作时，信息的公开仍不够。我们还未习惯与NGO的交涉。我们目前的体制，可以面对洪水等灾难，但对于更宽泛、更长期、更需要个人合作的挑战，则准备不足。

　　问：我们在90年代也遇到过很多突发危机，但总是安然度过，这是由于运气因素吗？

　　答：一次也许是运气好，但总能度过就不是了。这归功于长期改革后，中国社会变得更有韧性了，公民社会也逐渐在形成。

　　以军方和外交部为例，他们对于知识界与公众的意见越来越重视。从90年代中后期，外交部每月在网上答疑，就是一种进步。

　　问：你对未来5年中国的最大忧虑是什么？

　　答：中美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我希望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有新思路，像解决香港问题一样。在更广意义上，中美在很多问题上仍会有碰撞，如若处理不当，也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发展。

　　问：也就是说，我们的外交思维需要更新？

　　答：外交不仅影响国际形势，同样影响国内改革。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的外交思维尽管没有戏剧性转变，却一直在变化。我相信SARS危机可能对此有所促进，因为SARS可能不是一次性的，它促使我们的体制与观念必须进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