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出租“暂停载客” 全怪sars吗？

　　本报记者 江岸 匡志勇 深圳报道

　　5月20日，深圳打的难。这是半年内发生在该市的第二次出租车“暂停载客”事件，上次事件发生在去年12月。

　　5月21日下午，深圳市政府召开专门会议，决定从5月1日到9月30日给予每台出租车每 月补贴1800元，此补贴全由出租车公司承担。持续了一天一晚“暂停载客”的出租车司机开始正常营运。暂停载客

　　没法统计5月20日的深圳到底有多少辆出租小汽车立起了“暂停载客”的牌子，市民们只觉得几乎无的可打；在皇岗、下沙等出租车司机群居的地方，大片大片的出租车有序地趴在路边；有少数运营中的的士遭到斥责，有的甚至被砸碎了挡风玻璃；交警等政府职能部门紧急出动。

　　记者采访得知，早在一个星期前，深圳的出租车司机都相继得到了一个倡仪在5月20举行罢工的传单。

　　5月21日下午，深圳市政府召开专门会议决定：从5月1日到9月30日给予每台出租车每月补贴1800元，希望各业主单位从讲政治、讲稳定的大局出发，不折不扣地落实补贴发放，不得克扣和拖延；公安部门对停运事件中发生的打、砸、抢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对违反法律者要从重从快依法处理，不仅要处理参与打砸抢人员，而且要严肃处理幕后策划者；有关出租车行业本身的问题，将成立专门调研小组，从根本上理顺市场体制，搞好市场监管。

　　记者随机采访出租汽车公司，得知正式文件已下发至各公司，“市政府要求在第一时间内传达到每一个司机”。SARS之祸？

　　深圳市现在共有出租车公司70多家，出租汽车8500辆，从业人员2万。

　　同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深圳出租业都曾是利润丰厚的行当，在早期更是如此。在深圳开出租已近10年的陈先生对记者说，他10年前一个月赚一万块钱不是太难。也正因为来钱容易，他们纷纷呼朋引伴地召来了同乡，这也给深圳的出租从业人员抹上了浓重的地方色彩。有一种说法，深圳的士司机有70%来自湖南，湖南人中攸县人又占了绝大多数。有人为了凑到将近20万元首期承包金和押金，来自乡下、远远说不上富裕的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许多人借债的利息达2分至3分。”一出租车公司副总经理说。近年来，出租车司机的日子却日甚一日地不好过了。首先是各种费用都在增加，租金在1995年是7000多元，以后逐年见长，去年摸高到1.1万多元；押金(后改为首期承包金)也由几万元翻到了10多万元，而且还分文不退。

　　与此相对应的是生意却日见清淡。据深圳市交通局调查，今年以来，深圳出租车司机营业收入普遍下降，尤其是4月份后降幅较大，毛收入日均下降70-90元，每车每月纯收入下降2450-2650元。记者在物资公司一个姓刘的司机家中看到了一个营运记录：5月19日收入260元，5月21日300元，副班每晚交200元。“一个月下来我还要往里面贴进去2000多块。”他说。

　　但是深圳出租车业的清淡并不自SARS始，只不过突如其来的SARS让出租汽车管理中的症结更为突出，黑车太多仅仅是症结之一。

　　5月19日深夜至昨天凌晨，深圳市公安局和市交通局出动数百名执法人员分成42个行动小组，在全市范围内扫荡非法营运车辆，共查获各类违章违法车辆518辆。仅在皇岗口岸，执法人员就查扣了59辆非法营运蓝牌车。监管症结

　　深圳在出租小汽车法制化管理上曾走在全国前列。早在1995年5月，《深圳经济特区出租小汽车管理条例》就开始施行，成为全国同行业第一部地方性法规。然而这部法规的出台并没能从根本上化解出租车管理中固有的矛盾。

　　去年，针对众多出租车司机寄希望于政府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出租车降低押金、租赁费和月租金等承包费用的呼声，深圳市交通局出租小汽车管理分局有关负责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降不降承包费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范围内的事情，作为政府部门要依法行政，不能干预企业的经济行为。”但他同时表示，政府会采取宏观调控措施，通过控制整体运力来达到降低承包费的目的。

　　但出租车公司的反应却很冷淡。一家手下有300多辆出租车的公司老总抱怨：“当初政府在拍卖牌照时只顾着数钱，现在事情出来了却让我们来承担损失，有没有法律依据？至于政府承诺的减半征收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附加费的事，不确定的内容有多少？到时候会不会门槛太高，手续烦琐？”

　　深圳的出租小汽车12.5元的起步价(3公里内)全国最高，的士降价的说法在深圳一度甚嚣尘上，可最终却归于沉寂。

　　物价部门传出的消息是，“调低起步价”的工作从2000年就开始研究，该局起草的《关于规范出租车企业内部收费、降低出租车起步价方案的听证材料》早在2002年5月30日就已送市运输局，拟将一类车起步价从12.5元下调至10元，二类车起步价拟从10.5元下调至8元。但此事后来便没了下文。取消出租车公司？

　　据悉，今年4月，深圳交通局曾将有关出租汽车管理的问题作为一个课题托付与深圳大学，冀望拿出一个整体方案，尽可能地减少人治色彩。深圳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王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阶段中国出租汽车管理计划经济色彩太重，在专营的大前提下，出资者权益没有得到合法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史际春撰文认为，目前全国通行的控制出租车总量和出租车企业规模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和行为定式。殊不知，适当的出租车总量是由价格、供求、替代交通工具等综合因素交互作用的一种发展的、动态的平衡，企业的大小与其素质也无必然联系，如果这些可以用行政来控制的话，我国就根本不必搞改革开放、不必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他问，如果用行政手段来控制全市饭馆的总量及企业规模的话，我们还能享用丰富多彩、物美价廉的饭菜和优质的服务吗？

　　但是各地政府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一做法？深圳市政府一负责政策研究的部门处长的回答是，政府由此可收取一笔不菲的城市建设费。据了解，深圳市出租车牌照最早的拍卖费每副即高达20万元，使用期为50年，后来价格逐渐攀升，最高时达到80多万元，平均达到50多万元。

　　出租车市场真是一个解不开的结吗？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出租车业最适合个体经营，因为这个行业不需要高新技术投入，也不需要巨额资金的运作。取消出租车公司，租价可以降低，消费者可以得到实惠，司机的收入可以增加，国家的税收也不会减少，留下的就是出租车行业的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