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不清 矿难不已

　　本报记者 李清宇 安徽淮北报道

　　矿业呼吁“独立”

　　淮北矿业集团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现象，中国的国有矿山企业大都在“三重一多”的重压下苟延残喘。相比较而言，淮北矿区在全国国有煤矿中尚属中上等水平。如果从全国 范围看，在安全设备等方面的投入上，国有矿山正在逐步退到与个体、私营矿山同样简陋的水平线上。

　　原地矿部部长朱训改做矿业联合会会长后主持了一个“四矿”问题的全国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得出一系列的结论，其中一个主要观点就是：矿业要成为国家一个独立的基础产业。

　　朱的理由是，矿业是直接从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初次产业，在联合国制订的标准产业分类中，属于第一层次的有10种，其中第二位即为“矿业和采石业”，位于“农业”之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把矿业作为一个独立产业来对待。但是，矿业在我国无论在国家产业分类上还是在行政管理上，都未作为独立产业，导致无法制定一套统一的、符合矿业经济规律的制度和战略，朱训认为，在这方面，矿业比农业更具危机。

　　中国目前大约有8000座国有矿山，10万座非国有矿山，390座矿业城镇，直接就业工人2100万，涉及3.1亿人口。朱分析矿山企业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后备资源不足，五六十年代建设的国有矿山有2／3进入中老年期，资源逐渐枯竭，有440多座矿山即将闭坑和面临闭坑的威胁；二是国家对矿业索取过多，国家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通过对主要矿产品的垄断经营和矿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行“资源无价，矿产品低价，深加工产品高价”的政策。在税收上，1994年税制改革，矿业算术平均综合税率为14.65%，是税改前的近3倍，是目前全国工业总体税负水平的2倍，高出国际同行业水平近6个百分点；三是矿山负担重，我国矿山企业比其它企业承担更重的“办社会”任务。再一方面，由于缺少区位优势，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家属子女就业都比较难，离退休人员也多；四是不少矿山企业管理粗放，技术装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朱训认为，我国矿业总体的科技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落后20年，劳动生产率相差近百倍，资源回收率比发达国家低10%-20%。

　　在这一背景下，矿工已成为社会弱势群体。五六十年代，矿工的收入位于各行业之首。但近20多年来，矿工收入的增长幅度是全社会最低的行业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采掘业职工人均工资水平居于各行业中倒数第二位。矿工劳动条件十分艰苦，关节炎、矽肺病等职业病近年有上升趋势。突发的安全事故主要发生在矿山。由于有440个矿山面临闭坑威胁，将直接影响到300万矿工和近1000余万家属的工作和生活。由于没有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矿山补偿基金”，企业难以转产，这部分矿山职工已形成社会最贫困的阶层。

　　朱训建议，国家应有一个部门统一管理矿业。按照独立基础产业的构架，确定一个部门，履行统一管理全国矿业的职责，研究制订“四矿”方针政策和矿业发展战略，制订国家矿业长远发展规划，促进矿业发展。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张勇处长对这一建议表示支持。他说：“矿业界一切矛盾在转轨时期都暴露了出来，转入市场经济了，但相关政策不到位，使矿业落后于其他行业的改革和发展。企业的好坏，矿山想调控却身不由己，因为本身抗风险能力太低。现在行业平均利润还不是由市场来调节，而是按政府意愿干预调节。国有制的份额，矿业界占得大，所以缺乏活力。应从能源安全角度来解决“四矿”理论问题。历史问题不能完全用市场经济手段来解决。所以，根本问题还在于产业地位和政策到位。”环境面临严峻挑战

　　皖北一带的土地在煤矿源源不断产出原煤的同时正以每年5000-6000亩的速度塌陷，塌陷后的土地积满污水，孑孓丛生。截至去年，塌陷积水面积已接近7万亩，大片良田荒芜，村庄毁弃。预计今后几年，还将有10万亩农田塌陷，许多农民可能将变成无家可住、无田可耕的农村流浪者；在与之相邻的徐州煤矿地面塌陷已高达10万亩。而北面山东境内的兖州煤矿预计2005年以前需搬迁22个村庄、7500户农民，搬迁征地5000亩，因采煤造成地面塌陷将达到35000亩，平均每年需支付搬迁赔偿费用6亿元。

　　这只是矿业给环境带来的巨变之一。事实上，废石、废水、废气和地裂缝等因开矿引发的地质灾害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和环境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

　　废气、粉尘及废渣的排放已引起大气污染，每年煤炭燃烧排放大气中的废气在1700亿立方米、烟尘在30万吨以上，二氧化硫32万吨左右，排放甲烷90亿立方米以上。其中又以硫化工最严重，通常炼1吨硫磺需排放1万立方米有害气体，其含二氧化硫、硫化氢折1.8吨，并产生大量废水及汞、砷、镉等有害物质。如鄂、云、贵、川等省的土硫生产就是一种毁灭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已构成严重的社会公害，此外废渣、尾矿对大气的污染也相当严重。在河南一些有色金属矿山的生活福利区，空气中粉尘含量超标十倍至几十倍。

　　我国的选矿废水、废液，年排放总量大约为36亿吨，占工业排放总量的10%，这些废水很少有达到“工业废水排放标准”的，不少是含有许多有害金属离子和物质，固体悬浮物的浓度远远超标。我国北方岩溶地区的煤、铁矿山，每年要排矿坑水12亿吨，绝大部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处理率只有4.23%，其他都是自然排放。江西一座矿山的多金属矿床，排放酸性矿坑水，造成河水污染，鱼虾绝迹，水草不生，25公里长河道的河水不能饮用，同时土壤物理性质变坏，致使农田污染，农作物生长受到损害。

　　我国重点的金属矿山，约有90%是露天开采，每年剥离岩土约2.2-2.6亿吨，露天矿坑及堆土场，侵占了大片的山村和农田，根据28个重点露天矿调查，仅堆土场占地总面积即达6.7万亩，今后每年还要新占土地约6000亩以上。全国重点煤矿矸石山每年都要新排放出大约6800吨，并且有加速的趋势。

　　矿山排出的大量矿渣及尾矿的堆放，除了占用大量土地、严重污染水土资源及大气外，还经常发生塌方、滑坡、泥石流，造成水库河塘淤塞、洪水排泄不畅，甚至冲毁公路铁路，中断交通，已经造成严重损失。据统计，矿山企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占全国固体排放物的85%。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国累计占用土地586万公顷，破坏土地157万公顷，且每年以4万公顷的速度递增，而复垦率仅为10%。矿难的产权原因

　　淮北矿业集团所在的淮北市同时还有一个市属的皖北煤电集团公司，淮北矿业集团是省属单位，皖北煤电则是淮北市的企业——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几乎遍布国内所有拥有地下矿藏的地区。这涉及到最深层的产权问题，地方政府因为没有对所辖地区矿产资源的产权，即剩余索取权，实际对保护和合理利用矿藏没有积极性。在缺乏激励机制的前提下，辖区内遍布“五小”和当地政府自己的企业就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为分享这一天然资源的权利，更多的当地政府为地方财政、农民收入和社会稳定考虑或者以此为借口，批准或者默认地方企业的开采行为。这也是尽管中央一次次要求关闭不合格的小煤窑、小矿山，一次次加大对这些小矿山的监督检查力度，但是，这些小矿山、小煤窑仍然能顽强地生存下来的原因。因为它们关系到地方财政，关系到当地农民的收入，在某些地区还关系到个别官员的“租金”。

　　那些与矿产资源相伴而生的农民不仅不能分享资源开采的收益，却要承担环境污染的恶果。

　　其中关键的一环是，一些个私老板通过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游戏，获得了矿产资源开采权——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及边远地区绝非个案，因此有很强的示范意义。这些人很清楚，这种开采权并不稳定，随时有被剥夺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作所为就是尽一切可能减少固定资产投入，其中就包括安全设施的投入，同时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抢在最短时间内榨取最多的财富。

　　这种做法在成本上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一些通过正当途径取得矿产资源开采权的个私老板，比如通过拍卖等形式获得开采权的，也因此被迫降低成本，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他们的产权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内心并不踏实，事实上国家政策也存在朝令夕改的特点，使得他们也不敢加大投入，在这种情况下，矿山的安全条件可想而知。

　　由于小矿山与国有大矿山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的竞争关系，一些政府及地方政府所有的矿山也开始在安全设备投入方面“降低生产成本”，结果导致连锁效应，大矿也事故频频。

　　一个可比的现象是，在国外矿业并不是一个高危产业，澳大利亚每生产1亿吨煤的事故死亡人数为1人，美国煤矿死亡率也远低于金属、制造、建筑、农业等20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