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隔离区的日子

　　漏丹／文

　　4月24日，我从北京回到上海，第二天下午，在办妥手续后，我拖着从飞机上拖下来的箱子进入了观察区。我心里挺兴奋，因为不能想象被隔离的生活将会怎样。站在两幢破旧的几乎没有什么生气的房子前，我心里有些犹豫了。这里曾经是留学生宿舍，正准备大修，所以基本上所有设施都搬空了，只剩下一个空壳。

　　当时，有两个戴着口罩的同学也在我旁边，他们是来送东西给里面的人的。左边的楼是医生和老师住的。门卫对着右边的楼大叫：“××，××，到门口拿东西。”不一会儿，下来一个人。门卫过去把楼门的链条锁打开。然后那人伸出手来把放在门边的水果等拎了进去。

　　我被安排在111房间。我独自走进了阴暗潮湿的楼道——楼道每天喷两次药水，见不到阳光，整天湿嗒嗒散发着药水味。楼道尽头的光亮处，晾着几件衣服。111，要要要。

　　楼道里很安静，我揣摩不出这些关闭的房门里到底住了几个人。偶尔飘出轻轻的说话声，大概在打电话，我觉得这里就像医院病房。

　　房门没开，我再冲到楼门口时，链条锁已经锁上了，只好大声疾呼。

　　老师全副武装进来开了房门。一股霉味扑鼻而来，虽然我戴着21层厚的口罩。这里显然很久没人住了。打开窗子，一楼的窗子都有栏杆，视线不好，而且感觉更像软禁。不过正好朝向院子，窗外的植物郁郁葱葱，还经常有一只流浪的白猫打那里经过。我借了一台笔记本进来，这实在是个明智的决定，使我开始几天的生活因为写稿子而充实了不少。在过了八九天后，我做完了该做的事，实在闷得慌时，就在日记本上画树叶。我发现每片叶子确实不同，特别在春风里可以摇曳出万种风情和无数画不出来的优美线条。

　　整个房间的通道也就是富余空间呈L形。尽管空间不是很宽敞，但是我还是好好利用了这些地方。为了能给自己一些运动，我后来让同学带来一些CD，然后经常关上房门，在施特劳斯的圆舞曲里沿着通道乱舞。如果有人看到的话，肯定以为我发疯了。在这些颓废的日子里，我连一本严肃的书都看不下去。同学在给我带指甲剪、热得快的时候，顺便带了几本书——《情戒》、《安妮宝贝》和《悟空传》。

　　医生惟一一次来我房门口，就是在第一天我刚到的时候。他发给我一个腋下用的体温计(每天早中晚自测体温)、一张体温记录表、两个口罩、一叠一次性手套。凡是出房门就戴好口罩，出房门取东西或打热水的时候需要再戴上手套。底下有医生的联系电话，如有不良状况及时打电话汇报。老师给了我一张入住说明书，里面只有一条是要紧的：三餐时间。饭菜会按时放在楼门口的桌子上，每份都用塑料袋装好了。伙食状况让我大吃一惊，很不错。午饭和晚饭都有两盒菜一盒饭外加一碗汤，早饭必有鸡蛋豆奶，再加些包子之类的小吃。第一顿饭，我把三盒吃了个精光，后来再没那么好的胃口，基本上只吃菜，绝不动饭。

　　吃饭是一天里最有色彩的事情。郑重其事地穿好衣服，戴上口罩出房门，拎回食物一边慢慢享受，一边在电脑上放音乐或电影。然后再郑重其事戴上口罩把垃圾扔到楼门口。三餐的时候，这幢楼才有些生气，楼道里会响起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和打招呼的声音。

　　4月26日，进隔离区的第二天，上午8：30有人敲房门。开门看到的是一个瘦高的大伯背着一桶药水。于是我知道每天上午这个时候，房间都要消毒。那个药水味实在刺鼻刺眼，刺得我眼泪都下来了，我赶紧打开了窗户。10：00左右，医生打电话来说，以后每天上午打药水后可以到院子里放风，一直到11：00。放风时，在医生那里先报到一下，汇报身体状况，然后大家都晒太阳。一开始，谁和谁都不熟，很少说话。后来放风的时间越来越长，几乎整天都在放风。然后医生、门卫甚至送饭的大叔都会和我们聊天。大家熟了以后，隔离的生活就不再那么艰难了，彼此间都互吐苦水或者互相安慰，并产生了一个新名词“隔友”。大家开始互帮互助。5月2日，住在我隔壁的隔友就用U盘帮我荡了一个MODEM，我终于可以拨号上网了，生活又有了新的亮点。

　　被隔离的时候，其他的一切我都可以忍受，在里面至少你不用顾忌别人的看法，也不会受到歧视，也不用打理自己的基本生活。但是我最无法忍受的是睡觉。在进隔离区的第一天，我在电脑上看到有《异度空间》，忍不住就打开了，因为想看看张国荣的最后一部电影到底是怎样的。女主角长发掩面，带着黑眼圈的眼睛若隐若现。她也像我当时一样，独自对着一台笔记本，空旷的房间隐藏着黑暗的幽灵。镜头会长时间对着幽长的走廊。当女主角第一次看到幻像时，我马上关了窗口。但是这些镜头已经刺激了我丰富的想象力。后来我每次晚上走进洗手间，都会偶尔从镜中瞄到被光线照出层次的房门，然后一瞬间心里就紧张。

　　观察区对面是学校的施工场地，那里在新建食堂和标志性大楼，据说要在百年校庆前完工。好几天晚上，施工队的大卡车都会在我们院子里来来回回地调头或卸货，民工们还会大声吆喝。有天晚上临时加工，竟然施工到凌晨三点，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我愣是一夜都没睡着。幸好他们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

　　5月6日，我按理应该“刑满释放”了。7：30我就起床，然后把东西都搬到了楼门口。9：00，接我的同学也来了。然后我兴冲冲地去医生那里准备结账走人。谁知道老师第一句话就是要再缓几天。当时我的心就沉了，难道这里出现疑似病人了？或者有人得上了？那我不是要再呆十多天？后来才知道，原来政策有变。8：30医生刚接到电话，由于上海市新发现了两例病人，所以我们要呆满14天才能出去。这个理由看来缺乏逻辑。但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

　　政策的变化引起了人心不稳。许多人都觉得在里面会遥遥无期。有个人当场就发飚了，一副急火攻心的样子。他说今天谁也拦不住，他非要出去，否则就一头撞死在这里。医生和老师眼看劝不住，就请来了领导。几个领导在大太阳下好言好语教育了一上午，他终于点头答应再呆两天。

　　这时的生活真像演戏了，非常搞笑。我没有瞎折腾，把大包小包一个个搬回房间后，就去澡房冲了澡。一开始我是不敢去澡房的，怕交叉感染，后来也就无所谓了，反正只要出现一个病人，无论有病没病都很难出去了。洗完澡后，我记起床底下有拼地板的卡通图案，就把它扯出来都拼了。当天，我对面的隔友借了我一套宫崎骏的动画片作为安慰。以前每天晚上我睡不好的时候，就看《蜡笔小新》和《麦兜》，反反复复地看。后来两天，我心灰意懒，什么都不想做，就整天整夜地看宫崎骏。

　　5月2日的时候，曾经有个记者打电话来采访我，能够和外面的人说话我觉得是一种幸福。在采访中我说得冠冕堂皇，当然有部分也是自己实在的想法。要消灭传染病就必须这样，防微杜渐。而且，如果我逃避开了这里，就要承受异样的眼光，那我宁愿自己一个人清净。但是加了两天以后，我的心情骤然变坏了，似乎是忍到头盼到头了，找任何理由也说服不了自己。恰好当时又有记者打电话来，我一口就回绝了，以后再有找上门的，我都拒了。

　　5月8日，没有电话，我终于平安地走出了那道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