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打造新政企关系

　　本报记者 黄海川／文

　　几个月以来，在“非典”这个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面前，政府和包括私企、外企等在内的众多企业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期间，企业通过政府或者政府组织企业所做的许多公益事业尤其值得颂扬；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企业和政府作为市场中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都不可能无限度地作无偿贡献，因此，政企之间做了大量的带有公益色彩的商业交易。如 果说，公益事业对于“抗非”是杯水车薪的话，那么带有公益色彩的商业交易则解决了大部分问题、更加现实，所以，我们应该对这种“分内”的事情作出超乎道德范畴的价值评估。而透过这种商业交易，我们不难看出，我国政经体制转型之后的政企关系难题已经提前凸显出来。

　　自1988年起，我国在行政体制与政府机构改革中就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并于1993年进一步明确：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中心内容是“政企分开”。在1998年那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改革中，中央再次强调“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虽然近期有国有股减持、管理层收购被叫停等波折，但是，经过15年的努力，“政企分开”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效。“政企分开”既成事实之后，政府就再也不能作为支配国有企业的主体，市场上升为所有资源的支配主体，政府即使为了应对类似于“非典”这样的公共危机事件、需要支配资源，也要采取市场的方式。国有企业尚且如此，私企、外企等非公有制企业更加有理由不惟政府马首是瞻。“政企分开”、游戏规则改变之后，必然导致政企双方政经筹码的消长。与这种相对于市场而言的力量消长如影随形的，是双方关系的微妙和不确定性，如若处理失当，非常容易走向各自为战，甚至于在类似于“非典”这样的公共危机事件面前互相拆台、针锋相对。

　　那么，什么是最佳方案？“非典”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是：这个公共危机将“政企分开”以后的政府和企业空前清晰地放到了同一个利益体里。大难当前，大家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政府和企业惊奇地发现，彼此的利益是多么的一致，于是，企业指责政府服务不到位、政府认定企业偷税漏税等恩恩怨怨统统抛至脑后，同舟共济的宏图感天动地。实际上，虽然已经政企分开，但是他们仍然是我国优越法制体制下的利益共同体。有些政府和企业甚至在实践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走向了利益共同体。这种非自发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是政府和部分企业在“抗非”过程中率先走到一起的最直接原因。例如本组报道中的物美公司和北京市政府，即使物美是民营企业，但政府仍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允许其兼并了诸多国有企业，而物美在兼并企业之后，解决了就业、税收等问题，对政府的各项响应也比较积极；有了这些基础，在这次事件中，政府“钦点”物美，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物美应该名利双收，可以想见，物美日后的投桃报李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起码在目前来看，这个利益共同体是可以良性循环、不断发展的。可见，一旦政府和企业在新的外部环境下形成利益共同体，双方的关系难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所以，从旧体制的“政企一家”转向新体制的“政企携手”、“政企依存”，形成政企“利益共同体”不失为良策。

　　当然，应该让“利益共同体”中的政府和企业保持适当距离，以免两者刚走出“父子关系”阴影就陷入“夫妻关系”的尴尬、企业刚去掉“木偶”外号就挂上“红顶”别称。笔者以为，这次事件中的政企合作也给了我们很好的解决方案：除了政府和企业之外，可以将民众拉入“利益共同体”，并且让“利益共同体”在市场的指挥棒和法规的航标下运转。

　　总之，各界有理由以此为契机，将我国政企关系推向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