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突破

　　本报记者 黄继新 覃里雯 北京报道

　　吉米没有想到，已经60多岁的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王立忠会像一个公关经理一样为了筹资抗击“非典”而四处奔波。

　　吉米是一个国际基金组织的中国区负责人，在他的印象里，中国红十字会不过是一个 受官俸供养、由退休官员领导的伪非政府组织，臃肿、反应能力低下，充满了官僚气息。

　　但是王立忠也许不会听到吉米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评价，因为他忙碌得无暇顾及。穿梭的“公关经理”

　　5月8日，王立忠出现在美国对华抗“非典”捐助仪式上，接受了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转交的用于帮助中国满足医疗急需的50万美元捐款；一周后，王立忠带领一批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工作人员前往山西，接受当地企事业的捐助；21日从陕西返京后的第二天，红十字总会的另一批工作人员又跟随王立忠奔赴内蒙古，出席当地的捐助仪式；从内蒙古返回后，王立忠紧接着又要赶往天津和河北。这期间，王立忠还亲自充当了红十字会24小时“非典”热线电话的接听员。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是此次国务院指定的4家接受防治“非典”社会捐赠款物的机构之一。该会秘书长苏菊香向记者介绍，截至5月19日中午12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接收捐赠的款物43327883.66元，其中包括2433183.66元的款项和价值1599.17万元的物资。

　　苏菊香利落地报出了总会接受的捐赠额，并且精确到了一分钱。“我们对待每一分钱都是认真的，”苏女士说，“红十字会在接受捐赠方面从来都一丝不苟。”尽管自己收入不高，但是以自己的崇高事业而自豪的红十字会总会同时也为自己的财务报表自豪。“我们在国际方面的账本由毕马威等权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国内的账本则由审计署负责审计。”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部副部长杨喜兰说道，“去年洪灾期间，审计署对我们的账本是每周一查，后来对我们放心得不得了，人也不来了，我们自己按期报交账本就行了。”

　　对于以救助易受损害人群为目标的这个人道主义社会团体来说，“非典”和以往的任何一次突发性灾难事件一样，都为人手明显不足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带来了更为繁重的工作压力。身为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的王立忠甚至要在周末骑自行车到办公室加班。

　　“我们一共就只有60来个人，”苏菊香说道，“这是2001年国务院机构精简改革后的规模。”然而，即使是在机构精简改革之前，红十字会总会的人员数量也不过是70余人，这次改革给总会下达了裁员20%的硬性指标。

　　事实上，如果不是中央政府向红十字会明确表示不主张开展大规模的呼吁和大型募捐活动，王立忠和苏菊香们可能比现在还要忙得多。比如在2002年的洪灾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从国内外募集到的款物中，有近600万元是总会动用自己的人力向1.3万家大中型企业发出的劝募信募集而来，而这13000封信全部是手写的。“我们不用电脑打印的信稿，就是为了显出我们的诚意。”总会事业发展部部长蓝军说道。因此，这13000封劝募信的写作任务就平均分配给了总会的每一个人。“每人写200封，从会长到秘书长，无一例外。”苏菊香回忆说。学会用非政府官员身份筹资

　　在一些人的眼里，这种耗费大量人力的工作投入产出比并不合理。的确，寄发劝募信只是非政府组织的若干筹资来源之一，在专业化程度颇高的国外非政府组织里，寄信、打电话等“劳动密集型”工作一般交给志愿者来完成，而更专业的筹资方式则由职业人士负责。

　　曾在新加坡肾脏基金会工作3年的徐敏华介绍说，在这家旨在挽救肾脏衰竭患者生命的非政府公益性组织中，一半以上的员工是负责筹资的。这些部门分工详细，根据劝募对象的不同有专门针对富人、普通市民、学校的部门，根据劝募项目的不同有专门针对老人、儿童、患者的，外加联络、预防、捐助者关系等等其他部门，参与筹资的部门竟有11个之多。

　　相比之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筹资能力的确要弱得多。直至去年总会内部进行结构调整时，负责对外宣传、业务扩展和筹资的事业发展部才宣告成立。

　　但是，若纵向对比，事业发展部过去一年来的工作已经令总会相当高兴。据蓝军介绍，2002年全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募集款物2000多万元，而前些年这个数字不过只有数十万。

　　然而，在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东亚地区办事处的宣传代表弗朗丝(France Hurbutise)看来，不管是从筹资工作的成果来看，还是从赈灾救济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仅仅60余人的这样一个团队已然非常高效。听记者谈起外界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评价不高，这位漂亮的加拿大女士皱起了眉头。“这(种观点)真让我难过，”弗朗丝说道，“他们都是很出色的人。”

　　尽管自豪于过去一年来在筹资方面取得的进步，但苏菊香、蓝军和杨喜兰都认为，筹资能力的培养仍然是中国红十字会亟待提高的方面之一。《中国发展简报》的主编高飏(Nick Young)也指出，筹资和专业能力不足是中国NGO的共同弱点。中国发展简报是一家民间研究机构，专门关注国内和国际的民间组织的活动。“如何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源，光有热情是不够的。”高飏说。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联合会)也看到了这一点，并提供了很大支持。去年5月，国际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一期培训班，旨在帮助中国各级红十字会提高筹资和领导能力。

　　令弗朗丝欣喜的是，这样的培训很快就见到了成效。去年夏天洪灾袭击南方19个省市时，中国红十字会的筹资工作就非常见成效，总会和地方各级分会共募集款物达1亿元人民币。“他们还自己去找了外国使领馆和外资企业，”弗朗丝说道，“这些都是他们独立完成的，没有旁人的协助。”王立忠、苏菊香等总会领导也开始学会用非政府官员的身份展开筹资工作，福特基金会提供给总会用于造血干细胞库建设的50万美元，就是苏菊香在一次酒会上偶然认识了福特基金会的人后积极推动而成的。

　　事实上，2002年洪灾给中国红十字会在筹资方面带来的最大突破是，红十字会总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向国际联合会发出救助呼吁。呼吁得到了国际联合会和一些国家红十字会的积极响应，完成了呼吁额的110%。“这些成果反过来又帮助他们建立起了对自己的筹资能力的信心。”弗朗丝认为。能否完全独立？

　　尽管筹资能力是仍需推进的一个方面，但蓝军同时也指出，对于目前最大困难仍是资金支持不足的中国红十字会来说，资金不仅仅是筹集得来的钱款，也应包括政府制定的一些能够提供固定资金来源的政策。

　　总会曾考察了国内外很多红十字会的做法。蓝军介绍说，日本将其竞技业的收入按比例捐赠给日本红十字会，土耳其则将其扑克牌等行业的生产交由土耳其红十字会管理，香港红十字会也可以固定地得到香港跑马会的一部分收入。

　　2002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从国家争取到了一些政策支持。财政部发函，将在“十五”期间从彩票公益金中拨出3.37亿元人民币，用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建设、备灾救灾、卫生救护等项工作。海关总署办公厅也发出通知，将海关没收的侵权货物用于救灾工作。但是，蓝军认为这仍然不够。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收入的来源和数额都不够稳定。苏菊香也表示了政府支持对红十字会的重要性：“我们是政府的助手啊。”

　　事实上，在很多中国政府不便出面的场合，不少救灾捐助工作就是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来完成的，其中包括对台湾地震的捐助，以及对外的一些小额捐助。

　　在对红十字会仍抱有偏见的吉米看来，如果红十字会如其所说是一个NGO(非政府组织)，那就不应该和政府靠得太近。苏菊香的“政府助手”说法自然会更令其不解。中国发展简报的高飏也认为，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很奇特的组织：它的领导都是政府官员，员工也参与政府公务员的编制。如果说它是政府组织，但政府却不向其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如果说它是非政府组织，它却又承担了很多政府的责任。

　　不过与吉米不同的是，高飏认为没有哪一个NGO是不想争取政府资源和政策协助的。“NGO是一个很傻的词，”高飏说道，“我更愿意用NPO(非营利性组织)来描述它们。”

　　弗朗丝也同样认为，中国红十字会与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并没有什么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红十字会都与政府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在描述各国红十字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时，弗朗丝使用了“auxiliary”一词，这恰好照应了苏菊香“政府助手”的说法。“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政府的助手，我们又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助手。这和整个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

　　“我是红十字的助手嘛，所以有中国红十字会的地方我都可以去。”弗朗丝说。的确，中国红十字会有着非常广泛的基础结构，从省到市再到区县，其66100个基层组织和1.75万名会员几乎遍布中国的每一个乡镇。“去年洪水的时候我就在湖南的大堤上，跟中国红十字会的人在一起。”

　　作为一个政府编制内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的处境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自在：1999年，中国红十字会才改变了卫生部代管的状况，改由“国务院领导联系”，在此之前，它所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申报卫生部批准后进行。本届政府之前，国务院负责与中国红十字会联系的领导是李岚清，目前国务院还没有指定负责与红十字会联系的人选。

　　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目前的半政府组织处境，弗朗丝一点也不担心：“从中国红十字会1999年脱离卫生部的领导，到我们获准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正在放开这一块。我相信，政府最终会停止提供红十字会的薪水和基本办公费用等经费，让它实现完全的独立。”背景

　　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联合会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组成了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两者的区别在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护和援助武装冲突和战乱的受害者，国际联合会则保护和援助自然和人为灾害的受害者。中国与其他168个国家的红十字会都是国际联合会的成员，负责援助本国最易受损害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