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影笼罩铁路网

　　本刊记者：石东 王晓冰 胡一帆/文

　　“毒王”登上西行列车

　　4月16日，按预定计划，银川铁路分局银京四组车长史庚和同组其他几位乘务人员在银川接受安全培训。

　　正在上课，客运段领导把史庚叫了出来，询问了她的身体状况后，客运段要求史庚和相关车组人员立即接受隔离。原因是在他们司乘的3月27日由北京返回银川的K177次列车上，发现了“非典”病人！

　　史庚的心一下就沉了下来。虽然知道北京已出现SARS患者，但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快就离自己如此之近。

　　在被隔离的九天中，史庚心中充满了恐惧。出这趟车已是20天以前的事，如果被传染，家里的人会不会出事？所幸九天后，史庚等人在观察无异状后，被解除了隔离。

　　事实上，银京四组的乘务人员的确可以用“幸运”来形容，因为出现在3月27日K177上的SARS疑似患者后来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与人们如今已知的一些“超级”SARS传播者极为相似：自身传染力极强，被传染者形成了一条传染链，很多被传染者故去了，而传染者本人的病情却得到了控制……

　　在隔离期，史庚想起自己还曾为那位旅客——李某调转过铺位。

　　李某也来自铁路系统，他是呼和浩特铁路局临河铁路医院传染科的医生。北京SARS扩散的时候，李某正在京进修，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据说，李的父亲是内蒙古临河市一位很有知名度的老中医，听说儿子病了，老人告诉孩子：回来吧，没有我治不好的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某上了3月27日西去的列车。在车上，李某持的是铁路公免票，史庚将他安排在13车厢20下铺。因20上铺为一老人，要求换一个下铺，史庚又去和李交涉，将二人的铺位对调。

　　李某回家后，在父亲开的诊所里接受了三天的治疗，还输了液，但病情没有好转。这时SARS蔓延的消息正在为人们所知。三天后，李某被送进了巴彦淖尔盟医院治疗。随后，老中医夫妇及李的妻子也躺倒了。

　　在巴盟医院，李不顾医护人员劝阻，于4月8日和妻子强行离开医院隔离病房，上街闲逛了八个小时。后来，李的父母及妻子都故去了。在此之前，去李某父亲的诊所问诊的病人中，也有数人被发现有SARS症状。

　　据宁夏卫生部门有关人士说，在如此巨变下，李某思维已经有些混乱，说不清自己是怎么由北京返回临河，坐的是哪节车厢。后来，铁路防疫人员找到李的车票，才通知到了K177车队。

　　李某案例，是目前所知客运列车遭遇的首次SARS袭击，而追寻K177次列车乘客也成为国内第一个通过公开媒体发出的乘客就诊通告。5月1日，李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和妨碍传染病防治被临河警方逮捕。

　　不过，奇怪的是，尽管李某已经在临河造成了传染，但在呼和浩特铁路局上报铁道部的材料中，直到4月23日，还一直称本局系统内只有三名疑似病例。

　　全路参战

　　李某及其引发的这条传染链在全路几乎无人不晓，不过《财经》在采访中发现，铁路系统的人对此事大多不愿多谈。但铁路总医院的一位大夫说：“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防治工作起到了警示的作用。”

　　K177次的一位列车员回想起来就有些后怕，当时沿线各个火车站几乎都没有防止SARS疑似旅客的措施，而车上的防护手段也几等于零。

　　在K177次列车事件背后，如何在铁路渠道控制疫情传播已成为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据北京铁路局中心卫生防疫站站长高广寒告诉《财经》，北京市3月26日召开了一个紧急防控会，就切断疫情通过铁路传播这个环节来讲，他们的工作从3月26日就开始了，领先于全路。尽管如此，次日，李某还是轻松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实际上，真正的转变几乎与“李某事件”的发展同步。国务院在4月2日召开了常务会议，专门研究讨论预防非典型肺炎的有关工作，并决定建立国务院预防控制非典型肺炎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铁道部为成员单位。4月3日，铁道部为此专门成立了防治非典型肺炎协调小组。部长刘志军亲任组长。相应的工作此后全面展开。

　　在高广寒看来，全路真正的预防“非典”工作是从4月6日开始的。铁路防“非典”战役全面展开后的又一次遭遇战来自东北。4月7日、8日，黑龙江省卫生厅先后两次通知哈尔滨铁路局卫生处，称在4月7日北京至佳木斯的K339次列车上，有三名旅客都在北京密切接触过被确诊为SARS的病人。4月8日，该次列车上又有两名疑似SARS病人。

　　又一个潜在的“李某”出现了，不过这一次铁路系统迅速作出了反应。接到地方通知后，沈阳、哈尔滨两个铁路局的卫生人员按照卫生部下发的非典型肺炎处理技术规范，对病人及密切接触者实施了隔离，并将其交给地方卫生部门处理，对列车环境进行了消毒处理，对乘务人员进行了医学处理。由于处理及时，K339次没有发生疫情扩散。

　　逐步完善

　　全路参战后，铁路遭遇SARS的情况可以用此起彼伏来形容，不断有列车被通报，公开媒体上乘客就诊通告上的条目也越来越长。

　　铁道部劳动和卫生司韩树荣处长介绍说，在早期，甚至还出现过车上发生病例，几个车厢的列车员都过来帮忙的情况。“后来，我们开始加强了对乘务员的培训，在对付‘非典’上，需要的是科学。”

　　铁道部经济研究院余岩认为，铁路职工绝对属于“高危人群”，在他看来，医院的医护人员虽然离SARS近，但他们已经确知病人的传染性，易于主动防护，而铁路乘务员很难知道哪一个旅客有可能是病毒携带者，“这种被动防护很难。”

　　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危险，在疫区之外的铁路系统，乘务员的家属甚至因此受到歧视。在路外工作的家属收到了单位要求休假的通知，孩子也被告知暂不必来学校。

　　危险几乎来自方方面面。据一位铁路防疫人员透露，在北京开往西宁的T151次列车上，就发生过一起因接受某电视台记者采访，一名列车员被传染的事件。事后，兰州铁路局发出了内部通知，要求再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定要保持物理距离——至少1米以上。

　　银川铁路分局银京车队书记王家丰告诉《财经》，很多乘务员每次出车时都会把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带，现在下车后，有些父母会打电话对自己的儿女说：“孩子先搁我们这儿吧，你就不要过来了”。

　　更关键的问题是人们对SARS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如何有效防疫实在是个新课题。实际上，铁路的防疫也正是这样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据韩树荣说，目前铁路已总结出来要把住几道关：一是不让病人上车，在车站把住进站关，进站时有消毒垫，进候车室时有红外线仪。在车站外面相对独立的地方建了一个发热病人检查室，目前铁路系统的44个大站和所有有发病情况的省，都建立了发热病人检查室。

　　“4月2日工作刚开始时，这些都是没有的。”韩树荣说。实际上，北京的各大车站是4月28日才在进站口配备了红外线测温仪。

　　在铁路部门最初的安排中，乘务人员是第一道防线，对乘务人员进行培训，由他们来发现病人。“但很快就发现不行，因为非医务人员很难有判断的标准。有些SARS病人到医院都很难确定是疑似还是确诊。”

　　4月底，铁道部决定对所有的列车实行双添乘，即每辆跨地客车中，都要有一名车队干部和一名培训过的医务人员。这样，铁路客车上现在每天大概添了4000多人。添乘人员和车队乘务员一起，实行轮换制。“现在可以说日常性的工作都放下来了，所有的力量都扑到SARS上。”韩树荣告诉《财经》。

　　对旅客列车的消毒也是一步一步完善起来的。由于全国44个大站集中了客运量的80%，工作量比较大，刚开始时，对列车的消毒只是由承担运输任务的单位进行，并不要求往返都要消毒。后来发现不行，又改为要求所有的折返站都要进行消毒。为此，北京铁路局临时成立了一个50人的消发队，车一来马上消毒。

　　最初抽象的要求在一步步细化，在车站、列车各种检验设备、检测标准逐渐出台之后，5月5日，北京铁路分局又出台了一个技术规范，其中甚至细致到规定不同面积的房间需消毒时间的长短。

　　韩树荣说，最近铁道部正在搞一个旅客登记系统，进站就量体温，体温合格了，发一张卡，由旅客把个人资料登上去，拿着车票和登记卡，才能去候车大厅。这样，出了问题后，根据登记，旅客就比较好找了。

　　就在《财经》结束采访前，她又接到了从卫生部传来的新指示，要求把所有车站和列车上的体温检测标准降到37.5度。

　　客流量压力

　　对疫情重灾区北京来说，4月下旬，是铁路防疫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北京铁路局中心卫生防疫站站长高广寒告诉《财经》，在4月的最后几天，北京旅客大量外流，每天的客流量甚至超过了春节。

　　面对蜂拥而至的人群，防疫站不得不在每个进站口都派上三名检疫人员，每个人手中都拿着消毒用品，随时准备消毒。有一天，防疫站的一个工作组在西客站检查，从7点到10点，两个多小时就找出来四个可能存在问题的旅客，最后有一个人被确诊为“非典”。

　　客流量明显增大带来的压力不仅体现在北京，外地在广州就业者也纷纷返乡。4月23日，安徽人步某在已被确诊为SARS的情况下，从医院偷跑出来，乘坐1530次广州开往郑州的列车，返回了阜阳老家。

　　除了外流人员带来的压力外，还有一些外地SARS患者对本地医疗条件没有信心，混在旅客中到北京求医。4月19日，呼和浩特胸科医院医生贾某、张某在已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情况下，乘坐K90次呼和浩特开往北京西的列车，到北京佑安医院治病。

　　所有这些，都加大了铁路防疫的难度。高广寒认为，SARS现在看来没有很明显的特性，确诊都只能是通过临床观察反应、拍片来分析，所以主观上的判断成分比较高，特别是在列车上，处理能力比地面上的医院更差，所以也只能凭感觉去判断。“总之观察觉得可能有问题，就测一下体温，如果体温高了，没有什么商量余地，就得下去。”但这样一来给铁路带来的是巨大的工作量。目前，仅北京铁路局中心卫生防疫站已经处理了110多起，每一起一般都涉及10人以上，整个密切接触者有2000多人。高广寒说，虽然最后确诊的不多，但现在只要挽救了一例，可能就是挽救了几百人。

　　所幸的是，5月以后，铁路旅客量直线下降，已由正常时候的日均300万人次下降到如今的90万人次，各地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人更是少得可怜。据调查，由上海开往北京的一趟列车乘坐人数破了记录——仅有两人。旅客的大幅减少，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铁路抗击“非典”的压力。

　　与地方交接

　　来自铁道部“非典办”的情况简报显示，在铁路进入全面防疫最开始的时候，需要移交地方医疗部门处理的旅客并不是太多，但到了4月15日以后，全国各次列车上出现SARS病症或有可能与SARS患者有过接触的旅客越来越多，4月21日，全国出现问题的列车多达十几辆。

　　根据卫生部、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的五部委文件，列车、轮船、汽车等交通工具上发现的病人要在前方站交给当地政府防疫部门。

　　铁道部劳卫司韩树荣回忆说，刚开始地方上谁都不愿意接，“本地区原本没有病人，接下来没准就是零的突破了。”

　　因向地方移交可能存在问题的旅客，铁道系统和地方政府之间不断进行着磨合。

　　5月8日，铁道部“非典办”收到了一份来自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函。这份函说，由于大同连续发生沿途客车中途转下发热病人和接触者，使地方防控工作面临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原来，4月24日至5月5日期间，途经大同的客车先后将25位未达目的地的发热病人和接触者转入大同市医疗机构。

　　地方政府称，多数乘客因自认无病而被中途放下，产生很大抵触情绪，且乘客家不在大同，存在着管理方面的诸多不便。因此，山西省希望乘客中的发热病人及接触者能够先在铁路沿线留验站留观，在铁路医院检查诊断，确需转院的“非典”及疑似病人再转入所在市(地)定点医院。据说，后来这25位未达目的地的乘客经大同市有关医院诊断，无一例“非典”病人和疑似病人。

　　5月11日，沈阳市人大副主任张卓然到了沈阳铁路局，也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1548次列车乘务员姜某在从德州到哈尔滨途中就已经发烧，但车到终点哈尔滨时却没有及时下交，而是列车返回德州途中，到沈阳才把人放下。另一件是T47次列车从北京开出后不久即发现有发烧病人，但列车没有在前方第一个有留验站的车站临时停车，而是按运行图定的车站开到沈阳后才下交病人。

　　由于矛盾和磨擦在现实中非常琐碎，而一旦处理不好，又极其影响工作，为此，铁道部专门在“非典办”成立了疫情处理组，这个组要求24小时值班，负责全路的疫情处理。这样，当列车与地方政府因疫情问题出现争议时，列车可以将情况上报铁道部“非典办”疫情处理组，由他们去和地方“非典办”协商解决。

　　督察组出击

　　4月22日，随着抗击SARS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面对每天各路局报上来的不断新增的发病人数，铁道部下派了三个督察组，检查防治各路局防治SARS的情况。

　　4月26日，铁道部防“非典”工作第三督查组在对柳州铁路局的检查中，要求桂林站继续加强对“非典”防治工作的领导，进一步落实防控措施，加强与各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做到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还要求加强医学巡视人员的卫生防护和车站检诊室诊疗设备配置。对检查中发现的一些基层站段落实工作不平衡、落实措施没有细化、缺乏时效性等方面的不足，督察组提出了批评意见。

　　为保证SARS不侵袭青藏铁路，赴兰州铁路局的督察组和主管青藏铁路建设的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5月2日共上青藏线检查防疫工作。在检查一个工地时，督察组发现这个工地不但没有按要求设立专门的隔离室，甚至连消毒设施都没有准备好。结果，工地指挥长被当即撤换。

　　在SARS侵扰的非常时期，铁路处理责任人的力度比平时更迅速。兰州铁路局嘉峪关机务段的一位副段长同样在防疫“非典”中被处理。他被撤职的原因是违犯操作规定，允许一名妇女乘坐火车机车，这名从北京返回嘉峪关没几天的妇女，后来出现了明显的SARS症状。

　　在如此严防死守下，失误仍不可避免。5月9日，北京铁路局天津客运分公司列车员姜某引发的事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称得上事故。但与一个多月前K177发生的李某事件不同，这时，铁路对事故的处理已非常成熟。

　　5月8日5点20分，姜某所在的京哈一组乘务员到派班室出务点名，按规定，乘务员出乘前必须测量体温，但列车长武岚仅对全体乘务员进行了身体状况询问。在无人提出身体不适后，4445次列车由天津站始发开往德州，姜某值乘14号硬座车厢。到达德州后，列车改为1546次德州始发，开往哈尔滨。当晚21点前后列车运行至兴城站时，武岚发现姜某精神不振，体温偏高，遂由车队添乘干部及随车医生将其隔离。此时，列车一直在行进状态中，并没有将此事向有关部门报告。

　　到5月9日晚上20时左右，列车已由哈尔滨返回德州途中，姜某体温升至39度，列车才向分公司“非典办”汇报。最后决定，姜某在沈阳铁路局防疫站所在地大成站下车确诊。而沈阳铁路疾病控制中心防疫小分队对列车进行了消毒处理。列车返乘后，54名乘务员被隔离观察。25名密切接触者旅客名单横向转移给黑龙江省卫生厅，请黑龙江省疾控部门协助做好医学观察。

　　5月10日，经初步诊断，姜某被定为疑似病例。当天下午，北京铁路局对执行防疫措施落实不力和负有领导责任的天津客运分公司乘务一部部长徐学政、列车长武岚等四人给予撤职处分。

　　如今，虽然由于客流量的下降，铁路防疫压力有所下降，但北京铁路局中心卫生防疫站站长高广寒却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他预计，10天以后，北京会再迎来一个客流高峰期。因为当初有大量的民工往外跑，一方面有恐慌情绪的因素，同时的确到了农忙时节。现在不一样了，各地都在劝阻农民工回家，而北京的疫情已逐步稳定下来。

　　“一旦客流上来，我们事情也就多了。”高广寒说。-

　　《财经SARS每周调查》5月23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