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急救运送3500人始末

　　本刊记者 楼夷／文

　　在北京抗击SARS的日日夜夜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120急救中心，他们承担着全市SARS病人和疑似病人的运送任务。

　　一个SARS病人，一旦出现症状，就意味着将在一段时日里与社会隔绝。在他(她)随后 从发病地点走向医院乃至转院的漫漫旅程中，所有人都要靠后，而120急救中心则无可遮挡地处在最前沿——你可以选择回避，但他们不能。

　　5月10日夜，一辆载着SARS病人的急救车行驶在去往小汤山医院的路上。快到小汤山时，一位病人突然变得狂躁不安，用脚猛踹驾驶室与车厢的隔离设施。司机停车后，病人不顾阻拦，跳下车，拣起一块石头将救护车后挡风玻璃砸碎。随车医生赶紧向上级报告，几辆警车随即开到，但民警们也不能靠前。其间，病人突然冲上救护车要开车，在厮打中撕破了司机的防护服。终于这个病人被带到另外一辆救护车上，司机随即给自己消毒，驾驶着破损的车返回了急救中心。

　　这位名叫伊吾的急救车司机是4月份作为支援力量来到北京市急救中心的。他的经历只是急救中心在SARS病人转运中遇到的各种故事之一。

　　北京市急救中心成立于1988年，是集院外、院内救治为一体的医疗急救单位。它承担着北京市日常医疗急救和重大意外突发事件的现场抢救任务，是北京市救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3月9日，北京市急救中心正式接受了转运SARS病人的新任务。至5月2日，急救中心的230多人、90台车，转运确诊和疑似SARS病人已经达到3425人次。

　　危机悄然来临

　　2003年3月5日，北京市急救中心接到了来自解放军301医院的转运病人的要求。一位司机回忆道：“当时301让我们给转到302，只是说有一个发热病人。”因为是普通病人，医生和司机出发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但是一进去，看见301的医务人员都戴着口罩和手套。”幸好那天的急救车是雪佛来，有挡板，120的人没有感染。

　　事后，急救中心才得知，当时301医院接收了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于某。而他们转运的病人，正是于的亲属。3月7日，于某和其父母被确诊为“非典”。随后，于某的父母在北京双双病逝。

　　“3月9日，我们正式接到通知，承担北京市SARS病人的转运工作。”120急救中心急诊科主任罗怡回忆说。随后急救中心紧急改装了两辆隔离车：加设档板，车用担架采用一次性包装，并进行消毒。

　　很快，任务下来了。3月12日中午，120急救中心接到市疾控中心的转运通知。急救科主任罗怡和车管所科长王铁民承担了这一任务。这一次，由于知道是呼吸道疾病，两人都身穿白大褂，配备了口罩、手套和一次性帽子。

　　“那地方特别不好找，他(病人)又不敢出来。”王铁民回忆说。他们来到北京市东郊的大黄庄，50多岁的病人已在等候。这位疑似病人正是急救中心先前转运过的老人的弟弟。老人临终时他就陪在身边。此后，他在大黄庄租了房子独自住下，没有接触其他人。三天后，出现发烧症状，便打电话给北京市疾控中心。

　　“我们把他送到了佑安医院。当时，正是‘两会’期间，大街上车水马龙，一派祥和。”王铁民回忆道。

　　即使在那个时候，罗怡和王铁民都没有想到疫情会迅速地蔓延开来。他们两人都有20多年的急救生涯。罗怡当了18年兵、从医26年，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王铁民转运过北京市第一个爱滋病人。但是，这样的烈性传染病，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从这一天起，北京市急救中心的任务一分为二。除了每天260～270趟车次的日常急救任务，还负责全市SARS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人的转运。

　　转运SARS病人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已确诊的SRAS病人的转运，一般是各个医院的发烧门诊确诊病人后，报告给卫生局，卫生局根据定点医院的治疗能力，给120急救中心下指令，指挥他们把病人转运到何处。

　　二是转运疑似病人。这些疑似病人在家里发烧，怀疑得了“非典”，给120打电话。急救中心将其送到最近的医院的发烧门诊，经过发烧门诊鉴别诊断，再进入上一个程序。

　　“最初的一周，还不是很忙。”王铁民说。记者在急救中心的车辆运送报表上看到，从3月12日到3月25日，转运了15个病人，大多数是从各个医院转运到佑安医院。

　　艰难时日

　　从3月26日到4月20日以前，官方对于北京疫情的表态还是“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北京是安全的”。对外公布的报告确诊数字则从8例逐步增至37例，4月20日始增至339例。对于急救中心来说，这段时间是SARS转运任务最困难的日子。

　　在罗怡的记忆中，从3月26日开始，转运病人数目突然增加。每天平均增加10个，一直到4月20号左右。

　　“我逐渐感觉到形势严峻。”罗怡说。

　　随着转运任务加重，急救中心不断加派人手。罗怡翻开工作记录，边看边数增派的人数：4月2号，12个人；4月9号，17个人；4月18日，8个人；4月19日，26个人……

　　“我们把病房关掉，医护人员全上一线。”不仅在职的司机和急救科的大夫、护士，连行政科室的工作人员也加入一线。“原先还有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急救中心宣传中心的黄颖介绍说，“可是后来上得太快，都说不上第几梯队了。”

　　改装隔离车步伐也随之加快。据王铁民介绍，3月12日到3月25日改装了一辆，3月25日到4月1日又有两辆，4月1日到4月9日为四辆，4月17日再加10辆，4月20日之后增加到40辆，之后不到一周，一下子增到90辆。

　　到4月20日，专事SARS病人运送的共有73人，30辆隔离车。而在3月12日，只有10个人，两辆车。

　　但人手还是不够，“我们都是连续干两个12小时，然后再换班休息一天。”司机李师傅说。

　　同样紧缺的是防护用品。一开始非常难买，好在后来得到武汉市急救中心的帮助，到4月7日晚上19时，46副护目镜终于到达首都机场。同时，隔离衣等防护设施也一一到位。

　　接受记者采访时，负责调度的任师傅正在隔离区休息。他指着急救中心楼下的一个小房间说：“你看见那个棚子的没有？最初，我们就在那个简陋的环境下，换衣服、休息、吃饭。”

　　大转运

　　4月21日上午8点，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和第一天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长赴急救中心考察。

　　“市里重视了，”罗怡说，“对我们说，需要什么赶紧说。”

　　热线电话增加了。21日，120正式开通30部热线电话，在电信部门的支持下，还开通了10部直拔电话，紧急调动所有科室的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热线。占线率明显下降。

　　车辆来了。到5月初，新的50辆隔离车送至急救中心，加上已有的40辆隔离车，共90辆隔离车。

　　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也支援了50名司机。

　　4月25日，急救中心租用了宁波宾馆和贸促会宾馆，供SARS转运人员的休息用。5月初，又租用了天峰宾馆。

　　“这些变化调动了士气。”黄颖翻看记录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轮番请战，4月21日，29个人；4月25日，49人；4月29日，45人。加上支援的巴士司机，至5月初，从事转运的工作人员共230人，其中医生70多人、司机70多人，护士近50人。

　　接下来，便是一场攻坚战——大转运。此前，全市的“非典”患者分散在90多家二级以上医院，现在要将他们全部安全地转运到定点医院。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4月25日，北京市成立了SARS医疗救治指挥中心。4月28日，指挥中心紧急征用北京宣武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两家具有重症患者救治经验的三级甲等医院，作为收治SARS患者的定点医院。4月28日、29日两天，中心先后出动60多辆车，从宣武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向友谊、朝阳、天坛三家医院转送近400名患者。

　　5月1日，北京市紧急启用小汤山野战医院。从深夜11点开始，20多辆车，近80人上阵。到23时40分，来自北京15家医院共134名确诊的“非典”患者顺利进入医院。

　　从4月25日至今，这样的大批量转运已有八九批。“当时每天转运100多人，最多一次将近200人，一下子出去50多辆车。”罗怡说。

　　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压力开始减轻。“现在每天是四五十人。”罗怡13日对记者说。但是他们依然不敢懈怠。因为等待着他们的是更艰难的任务——危重病人的转运。

　　从5月6日开始，120急救中心增加了五辆重症监护型抢救车，专门用于转运危重“非典”患者。这五辆车是在原有普通型急救车的基础上改装的，车上新增呼吸机、吸引器、除颤监护仪、20升氧气等。

　　罗怡解释说，危重症病人的转运是相当困难的事。“SARS病人特点是病情变化特别快，看着挺好，一转眼就不行了。”

　　在这之前，就曾出现过病人在转运途中突然发作的情况。“我们把病人转到胸科医院，途中病人就不行了，突然呼吸心跳就没有了，给氧都不管用。”

　　罗怡告诉记者，5月12日，就在采访的前一天，一例危重病人在转运路途中不幸去世。-

　　《财经SARS每周调查》5月23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