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三个家庭的故事

　　本刊记者 于宁/文

　　吉林省“非典办”宣传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5月21日15时，吉林省累计报告临床诊断病人35例，其中医务人员7例、学生1例、治愈出院9例、死亡病例5例；疑似病例6例，其中医务人员3例。

　　35个病例中，两位来自北京的长春患者(一位是在京工作人员，一位是在京就读的研究生)及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吉林市患者病人已出院，此外，延边州还有过一个疑似病例(已被排除)。之外的病例，都是从首发病例一条线上串下来的，线索清晰。目前疫情在控制范围之内。

　　聂某的不幸

　　4月8日下午4点，聂某住进了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以下简称“吉大一院”)呼吸内科。该院呼吸内科主任华树成告诉记者，患者在北京呆过两周，有发烧和肺部阴影等症状，所以院方非常关注，但聂某在两天后明显好转，体温下降，不再咳嗽，肺部阴影消散，从此之后也没有复发。据称，院方还与前来培训的广东专家切磋，但亦不能确诊，认为是“高度疑似”。

　　4月15日，聂某的姐姐开始发烧，到吉林大学的一个校区医院看病，正好遇到来自吉大一院的大夫出诊，询问病史后，得知她曾经带孩子去医院看望过聂某，虽然只有10分钟。16日，聂某的姐姐住到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华树成说：“当时我正在参加医院的紧急会议。知道聂某的姐姐入院后，马上让她进入隔离病房。”

　　吉大一院是综合性医院，虽然设有传染科，但是没有专门的SARS病区，临时改造而成的隔离病区原来是美容中心的门诊。

　　16日，聂某和姐姐进入该病区被隔离。随后，聂某的丈夫、聂某姐姐的女儿也相继入院。17日晚，院方决定将该院的分院——二部设为专门的SARS病区。二部原来也是综合性医院，有350张床位，靠近长春市城郊，对市区的影响小。经专家考察认可后，“18日一早就开始安装隔离门，并且通知住院病人离开。知道要接收‘非典’病人，当天下午病人就走得差不多了，当时像打仗似的。”

　　4月18日晚，聂某一家和被高度疑似的病友共6人就搬入吉大一院二部。19日，聂某的丈夫和姐姐被确诊，聂某的儿子为疑似。

　　据华树成介绍，医护人员开始来自吉大一院传染科，后来人手不够，便从各科抽调医护人员。三天之后，就有医护人员发病，一周之内，该院的7名医护人员被传染。

　　从4月18日到5月6日，该院共接收18位确诊病人，这些病人随后都转往长春市SARS诊疗中心。这是一个新建的诊疗中心。5月3日，长春市“非典”防治领导小组决定对长春市传染病医院进行改造，将近350名消化道疾病患者连夜转移到一汽传染病医院，腾出所有病房进行改造。6日，长春SARS诊疗中心开始收治SARS患者。

　　华树成本人是吉林省“非典”医疗专家组成员。他告诉记者，从聂某及其传播链条可以看到，在同样条件下，同时接触过患者的人，有的发病，有的不发病，更看不出传染链上病毒的烈度及传播强度递减的情形。比如说，聂某是传染链的源头，但是她病情很轻，现已出院；但她的姐姐已经去世。一位与聂某同一病房的、有其他重病的患者也未被传染。81岁的老太太张某曾与聂某同一病房，被传染后病情并不很严重，而她的三个儿女已经先她而去。

　　张家的悲剧

　　5月初，新华社记者的一篇《长春一家族不配合疫情调查7人感染、3人死亡》的报道引起很大关注。据报道，该家族被隔离的有17人，另有与该家族有过接触的200余人被隔离。

　　4月6日，81岁的张某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住进吉大一院呼吸科，与聂某住同一病房。在张某住院5天期间，除其居住在北京的长子，其他3女2子都曾到病房陪护或探望。4月11日，张某转入长春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进行治疗，她的家属到医院护理。

　　19日，聂某及姐姐、丈夫被确诊，长春市卫生防疫站流调队开始对与聂某接触过的人进行调查。他们和长春市南关区卫生防疫站的9名工作人员赶到现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消毒处理，但是对张某的调查遭到其家人的坚决反对。据新华社报道，他们当时气愤地说：“张某年岁已大，如果在流调过程中出现意外，由调查人员负责。”“我不管什么法不法，最多坐几年牢，我认了。”“我们一家人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不用你们管。”

　　一名当时在现场的流调人员告诉记者，当时吵得很凶，他们撕坏了流调表，围观的人也不少，公安人员去了也没有解决问题。晚上7点左右，又有公安人员赶来，最终采取强制措施将张某和她的女儿送到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流调人员说，19日当天，只查明一名张某的亲属，甚至去派出所都没有查到其家庭关系；直到4月27日找到张某的孙子，才画出家庭关系图。30日开始对其他接触过的9名亲属进行隔离。

　　在流调人员调查期间，张家的几个人陆续开始出现症状。如果说聂某是第一代患者，张某是第二代，其亲属就已经是第三代。据新华社报道，4月22日，张某的长女发病，到长春市二道区医院打了4天点滴。医生诊断她为“非典”疑似患者后，立即报告二道区疾控中心要求将她隔离，但是她坚决不同意。4月26日，医生追问病史时，她谎称自己的母亲患肝硬化腹水在长春市传染病医院治疗。当日下午5:30，她打出租车到长春市传染病院就诊。据流调人员说，当时她发高烧，直哆嗦，把车窗关上了。

　　张某的三女儿也出现症状，三女婿王某所在单位长春133厂有关人士告诉记者，王某4月24日开始发烧，还是来上班了，26日去医院检查，27日住院。4月30日，他的妻子去世。5月2日，单位接到王某妻子去世的消息后，采取措施，让25～26日期间与王某接触过的人到厂里医院检查，对密切接触的人以及王某的家属共10人进行隔离，现隔离已解除。

　　流调人员说，直到5月2日，对张家的流调工作才完毕。“好在病情没有再往下蔓延，他们接触过的人不少，但是到现在被隔离的人员没有发病的。”

　　目前张家已经有3人去世。

　　王家的抗拒

　　据长春市疾控中心介绍，自4月17日长春报告全省“非典”首发病例起，截至5月9日，聂某的首发病例已传播至三代病例，共27例，其中临床确诊病例21例，疑似病例6例。感染的主要人群包括同病房的病友、陪护人员及病友的亲属，密切接触的医务人员。这仍然是阶段性报告，5月9日之后，首发病例的传染仍在蔓延。

　　就在流调队完成对张家相关人员的调查与隔离后，紧接着，5月3日就投入了另一起艰难的调查——又遇上了一个不配合流调的家庭。长春市卫生防疫站的流调人员告诉记者说：“目前这个家庭相关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已经有8个，两个不配合调查的家庭加起来，确诊和疑似患者占了长春市的近一半。”5月中旬，《长春晚报》报道了事情的经过，本刊记者又顺着线索采访了相关医院和流调人员。

　　4月16日，王某因高血压在吉大一院中医科住院治疗。他所在的病房与聂某在同一楼层。4月18日，王某开始发烧，4月23日转入吉大一院二部的SARS专区，5月1日被诊断为SARS疑似病例，5月11日被确诊为临床病例。据华树成介绍，王某病情不算轻，曾上过呼吸机。不过，来自两个渠道的消息说，王某在吉大一院住院期间曾经离开过医院。

　　据《长春晚报》报道，4月23日，王某被送往吉大一院二部当日，长春市的流调人员对王某进行调查，遭拒绝，最终只提供了家庭电话号码。5月5日，二道区疾控中心接到吉大一院的疫情通报，有一名女子被确认为临床观察病例，提供的电话号码与王某相同，才知道该女子就是王某的妻子，她在入院时用了化名。5月9日，二道区疾控中心又接到来自长春市疾控中心的线索：在王某住院期间，王某的一位女同事(以下称为A)与王某及其妻子有过接触，并且王某还有一个女儿在某小学读六年级，此期间一直由这位同事照顾。5月10日，王某的岳母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接到A的电话，称自己和王某的女儿都发烧了，要一部救护车把她们接走，并强调不能通知疾控中心。二道区疾控中心接报后，将A、王某的女儿和王某的岳母一并送到了吉大中日联谊医院发热门诊。

　　5月14日，王某的岳母和女儿被确诊为“非典”患者，A被确定为疑似病例。绿园区疾控中心的南先生告诉记者，5月13日晚上，接到市疾控中心电话通知，赶往长春市SARS诊疗中心对A进行调查。“患者有个儿子在沈阳上学，我们去之前的那个下午，有关部门通知了沈阳的学校，可能是让她的儿子感到难堪，所以晚上去的时候她很气愤，说‘你们凭什么折腾我家，我孩子不能上学，爱人打电话骂我……’接着跑到窗前要跳楼，幸亏流调人员眼疾手快将其抱住。她又冲出病房大楼，流调人员和公安人员4人轮番劝说了20分钟，才回到病房。”

　　5月15日，长春市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通告》，对不配合流行病学调查的人员，公安部门将依法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长春市卫生防疫站刘主任说，后来发病的少了，调查起来也顺利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