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区卫生部长经验谈

　　特约记者 Jennifer Holloway 发自日内瓦

　　5月20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在世界卫生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坦陈，中国在疫情初期对严重性认识不足。她说，由于SARS是一种尚未被人类完全认识的新型传染病，在疫情发生的初期，中国对这场疫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公共卫生系统存在缺陷，组织指挥不统一，信息渠道不畅通，加之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不力，防治工作在一段时间内“ 有些被动”。

　　在当日世界卫生大会举行的技术讨论会上，来自全球SARS疫区的数位卫生部长则更一步向与会者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及教训。

　　加拿大卫生部长A.麦克丽伦：“疾病并不认得国界”

　　在收到新加坡政府最早支援的一部热量扫描仪后，加拿大现在已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国际机场安置了12部热量扫描仪。我们将评估其效能，并与WHO及其他国家分享。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同时也是应中国政府要求分享我们在控制当地感染的办法的请求，来自安大略省的一支医疗专家小组现在已经到达中国。

　　为了增进我们对该疾病的了解，并与国际分享，我任命了一个全国顾问委员会，由大卫·梅勒医生(Dr. David Mailer)领衔，他是多伦多大学医学系的主任。我很高兴WHO专家组负责人大卫·海曼医生(Dr. David Heymann)将担任该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将对我们为防治SARS所作的努力进行评估，并试图发现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别的做法。

　　最后，为了评估未来怎样才能最好地面对此类处境，我们将研究是否需要建立一个类似美国CDC那样的全国性疾病控制机构。对于与其他国家分享抗SARS经验这一点，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形容我的急迫心情。尽管我们有成功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学习，我们仍需要从更成功的国家那里获得建议，以便加拿大面对未来挑战时可以更为成功地应对。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努力。疾病并不认得国界。

　　加拿大采用国际卫生准则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我想必须继续并加速这一进程。增加我们应对疾病的能力，意味着改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改善国际和国内信息沟通，更好地处理SARS这类疾病带来的心理冲击。我认为必须对它们所带来的心理影响有更好的理解。这种冲击可能是毁灭性的，不论从社会还是从经济层面上来讲。我们要懂得将清楚将哪怕是令人不安的信息清楚地传递给公众的重要性，这样恐慌才不至于长久地控制社会。这并不容易。

　　在短期内，我们迫切需要防止SARS从疾区进一步传播，特别要防止其传播至那些已经被艾滋病、肺结核、疟疾困扰的国家。加拿大要帮助那些仍在SARS袭击中的国家，帮助他们应用我们在公共卫生、护理及信息披露方面所获得的经验及教训。对于SARS，加拿大会继续保持警觉。

　　菲律宾卫生部长Dr. M.M. Dayritt：“用四个词来说，就是打击SARS和恐慌”

　　早在3月15日，WHO发布其第二个全球警告后三天，我们得知菲律宾出现了第一个SARS疑似病例。菲律宾对SARS的应对由此开始。

　　患者是位在河内工作的成衣厂经理，曾在2月23日见过一位中国同事。两天后，那名中国人病发，住进河内的法国医院。在病情恶化后，他被其妻子接回香港，并在那里去世。菲律宾患者于3月6日出现腹泻症状，于3月11日回国，在一家私人医院接受治疗。由于得到了WHO于3月15日发布的警示，我亲自对这名菲律宾患者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并将其隔离。幸运的是，这名患者在其被隔离的10天内并未出现任何呼吸系统问题。他现在已经解除隔离，回到河内了。

　　直到4月11日，菲律宾才出现了第一个重要的SARS病例。但是，从3月15日到4月11日这段时间，是非常紧张的阶段。而由于媒体对SARS的关注程度非常高，政府甚至被质问是否隐满了SARS病例数字。

　　4月11日，第一个SARS病例终于出现，并且形成了感染链。不过，我们在4月30日已经将最后一个当地传染的病例隔离。事实上，今天正巧是菲律宾应当从WHO观察名单上去掉的日子。我们现在的状态是成功地控制住了SARS。总共12个病例，其中五个为首发病例，其余七个为当地感染病例。12个患者中，有九人病愈，二人死亡，一人仍在隔离中。

　　第一个病例H.K.发现及就医都较早，并未感染任何人。最重要的病例是A.C.，她引发了好几代新的感染。有五个病例为A.C.的亲属。A.C.是位医护人员，回家照顾患癌症的父亲。为了替父亲寻找好的大夫，她找遍了整个菲律宾，却不自知已经感染了SARS。在菲律宾卫生部发现A.C.是SARS患者后，不得不动员起来，联络了散布在菲律宾五个省的250个A.C.的亲人或者朋友，结果发现其中有四人发烧并被隔离。除此之外，A.C.及其父亲还感染了另外三位医护工作者。

　　从最早开始，菲律宾总统就任命我为防治SARS的负责人，并动员了全国卫生力量。内阁的数名成员组成了一个内阁级的委员会。我们在国际机场及海港设置隔离中心，对发烧病人进行隔离。由于菲律宾有500万人在海外做劳工，其中很多从事医护工作，他们可能成为SARS传入菲律宾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果他们携带着SARS返回偏远山村，事态就不可收拾了。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动员起来，对所有回家的医护工作者进行强制性的住宅隔离。此外，菲律宾是个群岛国家，领土分散。我们在各处建立隔离设施。我们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建立流行病学调查小组以确认SARS感染链并对信息作出分析；设立专家组以对SARS病例作出确诊。

　　这就是大致上我们所做的。如果要用四个词来说的话，就是打击SARS和恐慌。而要打击恐慌，最主要的是要有清楚的信息发布。

　　对于WHO和我们自己，我们有如下建议：

　　——改进沟通与交流。要致力于向公众通报SARS如何传播、什么人及情况下较易被感染和如何防治的的信息，以打破这个病的神秘色彩。公共需要知道这些信息。

　　——医护工作者必须紧急行动，迅速应对。时间是应对传染病最关键的因素。每一小时都关键，都能对防治SARS的工作产生直接影响。

　　新加坡卫生部长Dr. B Sadasivan：“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是周密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强制性的住宅隔离”

　　新加坡有七个首发病例。而在一段时间的平静后，两天前，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病例。我们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以便确认它是否为首发病例。如果是的话，就将是新加坡的第八个首发病例。

　　新加坡的的第一个病例名叫E.M.。她于2月25日回到新加坡，并入院治疗。3月6日，在河内发生病例后，WHO发出警示，我们于当天将EM隔离。在她的链条上有100名被感染者。这一链条大约在3月中旬结束。但其中有一人将病毒带到了一家护士中心，而另一感染者将病毒带到了新加坡总医院，造成了那里57人之多的感染。

　　新加坡的疫情共有两次较大的高峰，3月上旬出现的小高峰造成了3月16日左右的第一次大高峰。从那以后，在EM首次就医的医院未发现新的病例。但是由于病毒传至其他医院，4月间又发生了一起大高峰。最后一个病例发作于4月23日，于4月27日被隔离。

　　当疫情发作时，我们并不清楚它有多么猛烈，所以将一所有1000张床位(其中有120张深切治疗术位)的医院完全投入SARS防治。所有的病例都移送这家医院。由于几家医院同时爆发大规模感染，许多医护人员不得不被隔离，使得新加坡医疗系统一度资源紧张。无论是在医院内部还是在家庭层面，我们采用了严格的传染病控制手段，包括强制性地要求医护人员采用保护性装备，并对所有医护人员进行体温监控。我们采用多种手段，包括专用SARS电视频道，向新加坡人民通报SARS信息。由SARS引发的恐慌比SARS更可怕，但信息披露是控制SARS恐慌的良方。

　　SARS病人在其早期阶段不具备传染性，而发烧是其早期症状，所以我们鼓励所有新加坡人每天测两次体温。所有的60万学生及每一个家庭都领到了体温计。为了防止SARS扩散，所有旅行者，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还是上下班，都要接受热量扫描仪的检查。每个旅行者都得到卫生警示。

　　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是周密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强制性的家住宅隔离。这对防止SARS扩散居功至伟。

　　越南卫生部长Mrs. Tran Thi Trung Chien：“动用了军队医护人员”

　　越南的第一个病例于1月23日入住河内法国医院。一段时期之后，部分医护工作人员被感染。越南总共有63个病例。

　　为了抗治SARS，越南建立了政府部门间协调委员会，邀请WHO提供技术援助；并对机场进行严格的控制，对出入境人员进行完全的扫描。

　　在疫情爆发后，越南在河内建立两家专用隔离医院，并在河内以外的地方还准备了两家后备医院。由于人手不足，越南还动用了军队医护人员。

　　因为越南旅游人数较多，我们着重培训了旅游机构人员，向他们讲授识别SARS的基础知识。我们还启用了SARS热线电话，并动员了61个省级卫生机构，向公共提供相关的知识与教育。-

　　《财经SARS每周调查》5月23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