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自己，企业还能依靠谁？

　　缺失的企业间组织

　　陈强/文

　　“我站在街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一位在北京中关村地区经营一家餐馆的老板，终于在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宣布暂停营业。他走上人流稀少的大街，有些茫然。“我从来不曾 有过这种彷徨的感受。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30多岁的汉子，袭上心头的是一种无助感。

　　这位感觉到孤立无援的老板并非个别。很多因“非典”影响到业务的商家都有这种感觉。他们惶惑的不仅仅是安全问题，还有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中，自己的生意到底该怎么继续。

　　相比之下，北京外企人力资源协会的成员企业，感觉要好一点。该协会市场经理甘斌告诉记者,由于部分会员企业很早就认识到此次疫情的严重性,并将情况反映给协会,协会早在4月8日就邀请国内传染病专家，给40多家会员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讲授了防范“非典”的相关知识，以及企业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同时，会员企业间一直就如何处理员工出差、客户联系、患病与被隔离员工的工作交接等具体事项的解决办法，通过协会组织的网上论坛、邮件列表等手段进行密切沟通。“这对各企业相互交流经验起了良好作用。“甘斌说。

　　而珠三角地区在“非典”疫情期间自发形成的一个商业互助组织，在环境突然变化时发挥了更深层次的作用。这个民间自发的互助组织由香港预发集团董事局主席陈振东发起，由汕头同行业的企业参与并制订协议，商定一旦有企业因员工不幸染病，工厂需要隔离而不能开工，其他企业会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协助其按时完成订单，力保该企业的生意不会流失，维护汕头乃至广东地区出口货品的信誉。陈是全国政协香港区委员、汕头工商联负责人，这个半官方的角色使他具有了号召力。

　　陈振东告诉记者，他在5月4日提交给全国政协的一份关于应对“非典”疫情的提案中还正式提议：“至今为止，国内的抗击行动仍然由政府一力承担，全权包办，这会给中央政府沉重的压力。是否应由民间组织，例如全国工商联等组织发起全国全民筹款活动，凝聚人心，共赴国难？”对比香港各行业近期的自救行动，陈振东说：“我期望内地省市也有这种互助、自救精神，因为一个自信、成熟的公民社会需要守望相助。”

　　但本刊记者采访中发现，在这非常时期，像外企人力资源协会和汕头同业互助会这样的企业间互助合作的亮点非常少。绝大多数行业协会和企业商会都没有任何积极有效的手段来组织企业减小“非典”对日常运营造成的损失，企业基本上是各自为战。

　　在商家筹划自救和互助的同时，政府官员成为除医护人群外最忙碌的人。据5月10日千龙新闻网的一篇报道，北京市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物资保障组自成立以来，全体人员天天加班，周六、日不休息，晚上10点才能结束工作。有人连续几天不能回家，吃住在办公室。自北京疫情进入爆发期后，政府的表现可圈可点。不过，把官员们的忙碌和部分商家所感受到的孤立无助以及很多人的无所事事联系起来，却集中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结构中民间商业组织力量的严重缺失。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说：“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在灾害发生时，广泛的社会组织可以保证救护工作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9·11”事件后，纽约市大部分救灾活动都是民众自发自觉组织起来完成的。而香港各界商会、红十字会和教会等组织在此次应对“非典”疫情中也十分活跃。

　　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瘟疫、地震等突发性灾害事件时，一般有三个层次的责任主体承担，第一是政府，承担全部的社会基础性管理工作；第二是社会中间组织，包括企业以及其他福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它们一方面协助政府处理各种具体事务，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必要的物质与情感帮助；第三是公众个体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积极预防的同时，要保持镇定和勇气。而中国的此次疫情，明显缺少民间各种社会中间性组织的声音与有效协作。“究其原因，当然与我们长期的政府主导型社会的传承有关。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并没有清晰界定政府与企业、公司、医院、民间组织、社团企业社区之间是怎样的一种联系和权利义务关系。”李强说。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逐渐形成了基础性的企业家力量和基础性的市场经济结构，积累了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但在民间商业互助合作领域，由于“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形成，从而导致民间自主治理的结构虽有发育，但运作空间以及成长水平目前还非常有限。“这虽然给政府减少了管理的麻烦，但也使政府在面临紧急公共问题时，缺少帮手。”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评论说。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由于民间商业组织比政府更为贴近企业，更能理解不同企业的处境和需要，在与企业密切沟通、组织企业合作与自助以及众多援助事项上的处理效率，远非政府所能比拟，其效果也高于政府的减免税收等政策调控。

　　专家建议，希望疫情缓解之后，政府应尽快将扶持民间商业组织发展列入规划，给它们以更多发育和成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