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危之机：“第三部门”发展的突破

　　本报记者于保平 见习记者李磊

　　在社会工作领域，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马伊里被称为“先知先觉者”，这源于她对社会工作的执着和全身心地投入。

　　马伊里认为，此次非典使我们原有的一些体制优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但马同时强调 ，政府的力量尤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在应对SARS的时候显得有些苍白，政府的整合能力需要加强。

　　“此次非典危机的突发，刺激了我们社会中的很多环节，使每个环节的弱点暴露的更清楚了。”常年从事社会工作的马伊里喜欢在整个社会框架下讨论问题。上海先行一步

　　非典促使马伊里深入思考社会组织的发展模式。非典也刺激了其他的社会组织。陈统辉把这当成了战役，他在5月19日收到了上海市政协主席蒋以任的回信。陈是上海医药行业协会的会长，此前他在上海卫生局担任要职。在协调行业内企业应对SARS危机的过程中，人们对中药的需求促使他以行业协会的名义提出在医药行业内设立“中医药发展基金”，以加强对中医药问题的研究。蒋以任在复信中表示，政府高度重视这个提议，并委托杨晓渡副市长和一位政府副秘书长协调此事。

　　应对SARS危机中，上海的很多社团组织都起到了空前的组织协调作用，尤其上海医药行业协会和上海医疗器械行业协会，他们通过监督企业行为和协调企业生产充分证明了他们的存在。

　　上海市民政局社团管理处的刘竞先处长对行业协会的表现颇为欣慰。据刘介绍，截止到2002年底，在上海登记注册的社团有2649个，其中全市性的有998个；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有2955个，全市性的有135个。

　　在社工方面，上海也有长足进展。主持上海社工研究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张乐天教授介绍说，上海目前已经完成了对社工职业化的调研工作，专业的社工培训教材正逐步出版，各职能部门也就发展社工达成了共识。据有关消息说，上海有可能在民政局内增设“社会工作处”，专门负责社会工作的事务。值得提及的是，在今年3月份，全国首家社工机构——乐群社工服务社业已在浦东诞生。而社会对社工体系的需求仍快速增长。据调查，在黄浦区，97.6%的街道领导和91.2%的街道科室的科长希望尽快建立社会工作职业体系。

　　“这些社团初步地发挥了他们作为中介组织桥梁和纽带作用。”刘说，由于上海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社团组织的发展经过几次高潮形成现在的局面，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都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陈良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亦着力强调了社会中介组织的重要性。

　　“今后随着社区的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和社团组织必然要发展壮大并承担起他们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责”上海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副处长、市社区服务办公室副主任沈允良对记者说。

　　SARS显然已经刺激了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的各条神经，但是如何使社会躯体全面发展并提高免疫力是一个长远而艰难的问题。

　　也许，SARS就是这样一个使我们清醒的机会。发展“第三部门”的力量

　　《21世纪》：您从事社会工作多年，对于社会事业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主管部门的工作思路是怎样的？

　　马伊里：社会事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快速转型。浦东是我国199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引起社会的快速转型。因此，探索政府、社会和市场三方面互动运作的机制就显得特别迫切。

　　基于上述背景，总体来说我们的目标是以人为本，以“人和”为目标(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关注一个人发展的全过程(从生到死)、人的全面发展(智力、体力、心力)和全人群的发展(强势人群和弱势人群，尤其势弱势人群)。

　　浦东开发初期就将有关社会事业的相关部门组合在一起成立了社会发展局，就是想就“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体制上做一些探索，用意是积极的。十几年的事实也证明，这样的体制为“第三部门”在浦东的发育留出了相当大的空间。我们认为光有政府和市场已经不够了。我们正在探索第三条道路——发展“第三部门”的力量，探索“第三部门”如何与政府和市场合作。

　　《21世纪》：社会组织发展基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您如何评介近年来上海社会组织发展的情况？

　　马伊里：我认为中国乃至上海的社会组织还处于一个初期的和低级的阶段。一方面，他们还需要社会政策环境的支持，就是在政策层面上给他们一个平台，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做的还很不够。我认为政府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另外，社会组织机构本身的服务运作能力也亟待提高，包括如何取得公众的认可等。这些机构的特点本来就是比较松散，比较民间性的。我认为在今后的发展中，第一是他们的民间特点要进一步加强。原来宣称他们是民间，有的其实并不民间，很多组织机构比如一些行业协会成了二政府。第二，要强化他们的法人观念。他们要真正具有独立的社会人格，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改变依托于某些行政机构或者有一个政府的背景才能活下去的情况，包括他们的财政、组织和领导层。

　　《21世纪》：那么，社会组织在现在的环境下要得到发展，其人才、资金问题如何解决？政府如何帮助他们成长壮大？

　　马伊里：社会组织的人才和资金问题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目前他们的资金来源在公共财政方面没有确定的位子。比如说，像浦东的乐群社工服务社(民办非企业机构)，根据规定，他们难以从政府得到资金，政府的钱只给那些经过批准的、有公办编制的机构。所以，我们现在探索用政府的财政来购买他们的服务。类似乐群这样的机构，他们的资金来源我认为是三大块：第一块政府购买服务所提供的资金；第二块是向其他机构获得的资金，他们可以向机构提供服务。比如，我们出台了一个政策，要求每一个学校都要设立社工部，必须有专职的社工。目前，有的学校就没有社工部，也没有专业的社工，他们就可以购买社工，建立社工部。以此类推，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企业等机构也可以这样来购买他们的专业服务；第三块是自然人，他们需要一些服务。比如，现在他们推出的针对青少年“网毒”的服务——消除因上网而带来的不良影响。家长都比较欢迎。实际上，对社工需求的市场一直存在，只是没有得到专业人士的开发罢了。还有，政府并没有用制度化的手段把这些环节规范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些机构的成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1世纪》：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政府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是否会因“第三部门”组织的发展而被削弱？

　　马伊里：社会组织自身要强化他们的法人和民间性。这方面强化后，应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关系，成为伙伴关系。其趋势就是要改变原来纵向垂直的单一关系，形成横向网络的、互动的管理体制。

　　至于政府、街道和居委会，我认为其地位不应该也不会被削弱。因为他们有各自的定位、目标和宗旨。居委会是一个我国法律规定的自治组织，它的宗旨是由法律本身规定的他们必须要做的工作。而社会工作是专业的角色，与政府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他们在不同的层面上向老百姓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