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胡莹
北京报道
《21世纪》：你对美国现代公益基金研究多年，您认为基金会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NGO)，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什么？资中筠：基金会的产生、运作和发展需要一个国家或社会
的大背景，这个大的背景主要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和人们的观念意识。
《21世纪》：具体来说，基金会健康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制度环境？资中筠：从美国的经验看，基金会及其他公益组织首先是独立于政府的。政府通过税收制度予以鼓励，同时用相关的法律予以监督。这需要政府的立法和执法。在美国，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条文属于税法的一部分，内容非常严格和细化。比如，规定哪些社团协会，包括基金会，可以被承认为慈善公益机构，这些团体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才可以得到相应的免税等优惠待遇。其中明确不允许做的事是进行政治游说活动。美国国内税务局有专门办公室对此类基金会等组织的运作依照税法有关规定进行检查，若发现基金会资金被挪用于赢利性或其他宗旨范围之外的活动，就会提出警告或不同程度的处罚直至取消其免税地位。如果基金会违反了其他方面法律，那就由有关部门提起公诉，或先由国会举行调查，那就不是税务方面的事了。只要它不违法，也不违背宗旨，国家就无权以其他手段、从其他方面干涉基金会的具体运作和活动，更无权解散基金会。最多依法撤销其免税地位，也就和终止其活动差不多了。但事实上极少有这种情况。当然，法律达到这样的成熟和细化的程度是经过一个世纪的磨合过程的。直到现在，在美国国会中，关注这个问题的议员随时都可以对非赢利组织的某个方面提出质疑，要求举行听证会或修改有关法律。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公众的监督。法律要求享受免税待遇的公益组织有极大的透明度，不但要每年向税务部门提交收支报表，而且要向公众公布——从每年出版的年鉴以及网上都可查到。最重要的是钱用到哪里去了，有个交代。如有问题，媒体随时都可予以揭露。中国的基金会多有官办色彩；其透明度和监管是个挑战。
《21世纪》：在美国，对于基金会的出资者或捐赠人，基金会对他们有什么义务？出资者在基金会中有什么特殊的权利吗？资中筠：这就涉及到基金会独立性的另一个方面，即不仅独立于政府，还独立于捐赠者。这种独立有三个含义：第一，基金会对于捐赠人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基金会的资产不会因为出资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变，不过以出资人企业的股票为主要本金的基金会会受该公司股票价值升降的影响。大的私人基金会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管花钱的，这是主体，但为了不坐吃山空；另一部分是负责管理投资的，即管理其作为资金的股票。有的基金会因这部分管理不善就导致破产。最早这部分赚的钱也不交税，1969年税法改革后规定这部分要交税，不过税率较低，大约在3%-4%之间。第二，一旦捐赠人把钱捐赠给私人独立基金会后，就再没有对这笔钱的支配权，即使他是基金会的董事，可以在董事会上有发言权。第一代捐赠者在实际上发言权较大，有时还自任会长，但是原则上他不是决策者。比如，在由索罗斯出资捐赠的基金会里，在一次董事会上，索罗斯的意见遭到反对，他很不高兴，说这是我的钱。董事会里的一个年轻人反驳说：索罗斯先生，这钱已经不再是您个人的财产了，自您捐出来的那一刻起，您就享受了免税优惠，你就有义务服从集体的意见，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这笔钱您不捐出来，那么，国家可以征税，同样能以这笔税收收入为社会做事。但是另外一种，特别是社区基金会，可以接受“捐赠者指定用途”的赠款，基金会作为操作的代理人。例如捐赠人想捐一笔钱给本社区建立一座盲童学校，基金会拿到钱后就去联系各个方面，或转而委托这方面专家进行策划。如果个人捐款不足，还可以进一步号召募捐，或者如决策委员会同意，由基金会一般项目资金中拨一部分。不论是个人指定，还是一般项目，前提还是要符合税法中关于公益事业的范围。第三，受到该基金会资助的团体和个人没有“感恩”的观念。比如说，如果某人的研究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有了研究成果，他不会因此感激福特家族，更不会在购买汽车时优先考虑福特公司的车。他如果对自己的机遇心存感激的话，以后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回报社会。公益捐助不但被看作是一项义务，而且是捐赠人的权利和精神寄托，不是为企业做广告，媒体也不会大肆吹捧和炒作。另一方面，这是完全自愿的，决不能强迫或变相摊派。但是从全社会的价值观而言，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要人们为社会尽义务。除捐钱外，志愿服务也有传统，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周做4小时义务工作，从儿童到老人都有。那些社会上知名的富豪若不从事社会公益事业，自己都会觉得交代不过去。
《21世纪》：你提到观念意识的问题，这在您写的《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评述》书中有很详细的论述，你可以谈谈中国和美国在这方面的区别吗？资中筠：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父母这辈子做牛做马就是为了孩子，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更要留给子孙。即使做了慈善事业，也可能掺杂一些功利思想，比如说为自己企业做广告等。美国则不同，很多富翁在生前把财产的绝大部分捐出去，认为遗产太多会贻害子孙。当年老洛克菲勒就是接受朋友这方面的告诫，及时地把大笔财产捐赠出来。卡耐基则更加彻底，他认为：自己发财靠的是智慧加勤奋，既然上帝给了自己这样的幸运，那么除维持自己和家人过体面生活的钱外，其余部分应该看作是为穷兄弟委托代管的资金。而且，在他看来，这种“体面生活”只是一种中上等的生活，绝非花天酒地。再比如，比尔·盖茨也曾表示他只给自己的两个孩子每人大约360万英镑作为遗产，其余数百亿资产将全部用以捐赠；而且他还希望孩子们今后可以用他们自己的钱继续捐赠。
《21世纪》：您对美国基金会做了大量研究，对比于中国，您觉得我们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吗？资中筠：坦率地说，我最初研究美国基金会，主要是因为在美国渐进的改良过程中，私人公益事业作为社会的平衡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贫富悬殊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而中国的国情则很不相同，私有财产的保护尚有待法律的进一步完善，私人公益事业还只有零星起步。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一方面，私有财产得到承认，人们不再为财产的安全担忧，才有可能考虑捐赠出来；另一方面，大量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社会贫富悬殊日益明显。过去号称政府全包，实际上也没有做到，像农村就从来没有政府全包的医疗保险。现在更加不能全靠政府包揽一切。实际上政府正在退出一些领域，如果没有民间力量填补，就要出现真空。社会上对这种非政府组织的呼声越来越高。我认为这些都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现在需要的是政府宏观上的引导和扶持，改变对待民间组织的基本态度。说到对美国基金会的借鉴，我觉得社区基金会是一个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切入点。在美国，社区基金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公私合营、运作灵活、社区成员参与度高。它也有一套集体决策的机制，负责接受社区成员的捐赠和倡议，忠实为社区成员服务。这种简便易行的方式适合我国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基金会来学习和借鉴。其实，公益捐赠并不一定是大富翁的事。他们应该带头，但是一旦有了成熟的机制和相关法律，成为一种现成的最方便的组织，任何人随时想为社会作些贡献，不论大小，都自然想起它来，放心地捐赠，逐渐就会形成一种习惯，甚至可以改变社会风气。这对政府、公众乃至国家前途都有好处。
(资中筠系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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