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开放和改革为己任的中国政府来说，此次SARS危机乃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第一次大考。病毒掀起的危机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迅猛袭来，波及全球，也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一些国家对中国公民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入境措施。中国领导人拿出主动的防治手段，同时在外交领域果断出击，修复国家形象。先是温家宝总理出席中国-东盟关于SARS的特别会议，以坦诚赢得尊重；再是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近日出席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寻求国际社会的有力合作；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将在6月初前往法国埃维昂，出席西方八国首脑会议中的南
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议程，开始建立大国形象的新历程。新一届领导集体内政外交协调并进，危机处理的表现可圈可点。
此次SARS危机中，国家形象修复的一大要点就是开放，加大对内对外的开放，并以开放为改革。中国政府不仅不可能关起家门待消灭危机之后再来面对世界，而且要在追求开放的过程中消灭危机，以消灭危机的有力举措来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做注脚。
开放首先是信息资源的开放。防治初期一些地方政府以“内紧外松”为名隐瞒疫情，使SARS防治局面相当被动，给国家和民众造成了巨大损失。披露虚假信息和信息不公开对社会发展的致命性伤害，经此一“疫”显露无遗。其实，公共生活中的真实标准其实并不高不过是不行虚假而已。但是这种要求不高的公众诚信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关键在于健全的公众生活制度。上至国家政要下至庶民百姓谁说假话行之有效的公众制度和法规都能叫他为此付出代价。一个社会制度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现代法治的性质。公共生活中的不说假话是一种低程度的诚实因为不说假话远不等于说真话。民主社会给予法律禁止公民说假话的权力但不给予它强迫公民说真话的权力。而对于政府而言，在不说假话之外，还另有满足公民合法知情权、披露必要信息的责任。这样看来，中央政府打开防治SARS新局面的举措中，开放信息资源、严禁谎报瞒报的重要性，更甚于处理责任官员的举措。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介入，国内新闻媒体对疫情的不同程度介入，对稳定社会、推动防治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贡献良多。在危机处理过程中扩大信息资源的开放、禁止谎报瞒报，乃是责任政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负责任的国家和政府便建立在这类开放的基础之上。它也表现为法治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此次SARS危机处理，中央一直强调依法防治，立法机关亦积极介入，快速立法，尽量扫清防治行动的法律盲区，促使行政部门的防治工作比以往更讲究程序化。它还表现为公民对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的积极参与，以及对政府的有力监督。它们与官员的问责制度，都会给政府防治SARS带来负责任的国家的新气象。
这些方面的开放，延续了二十余年以来的传统。经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凝结了巨大的利益，很难想像开放的中断会引发何样的社会后果，因此SARS危机的处理也不能不继续开放的惯性。改革开放之前，计划时代的政府对资源的过分垄断，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推动垄断资源对内和对外的开放，就是去垄断的过程。开放经济资源，发展民营经济，吸引外资贡献于中国经济，正是改革开放卓然有成的根本原因。加入WTO，更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深度开放和进一步消除过度垄断。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积累的这些点滴推进，在此次国家危难的关头激发出一种冲击力，使国家战略的脉络更加清晰起来。
可以说，正是在诸般开放细节中重塑的负责任的中国政府的形象，重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如美国总统布什称赞中国政府在防治SARS方面所做的工作非同寻常，并表示美方愿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和帮助。而万事就怕认真二字，病毒亦难以抵抗果断有力的防治。根据WHO专家的评估，目前SARS病毒的攻势已经下落，不过病毒可能会卷土重来，彻底控制尚需时日。从鬼门关前回来的人们，没有理由吝啬胜利的欢笑；政府在更大的挑战或许还在后头的时候，却要避免浅薄的粉饰和庆功。
这个春天的战斗不应很快就被抛在脑后；一次回顾，未尝不是对国民和政府的一次教育。对当代中国知识界影响甚巨的思想大师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在不动声色地对国民(包括后世的读者)进行政治教育。在今天，未尝不可以把通过电视直播和转播展现在公众眼前的防治SARS的“人民战争”，看作进行公民政治教育的范例。当代各种传媒在一定意义上担当着公民教员的责任，讲述者须识得民族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体，方能通过自己的叙述让读者识得大体。SARS防治的大体，就是扩大开放和树立负责任的国家和政府形象。
举国抗击SARS期间热播的长篇历史连续剧《走向共和》因此值得一提。创作者在讲述走向共和的家国大义的同时，也力图展现政客们的权术机谋。李鸿章们的权术纵使老到也无法挽救衰朽帝国，原因就在于此种权谋无论如何没有睿智大度到出让统治利益达到共和(而是力保满人天下的血脉)；不行共和，此伏彼起的革命则终将颠覆帝国。然而，为何当时的人们把宪政、共和挂在嘴边，却也不能成事？从电视剧的历史叙述可以看到，不仅改良者不是无法动摇就是无法割舍帝国利益集团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垄断，甚至共和革命者也无法逃脱资源垄断的诱惑。不能打破独家的垄断，或者垄断者不能战胜自己，也就谈不上共和，也就必然激起强烈的社会冲突。因此，打破垄断实行共和，需要以稍后的“五四”时期提出的德先生为基础，需要法治来巩固民主的成果。民国的缔造者们走向共和的颠簸，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有共和意识，而缺乏行民主、立法治的力量，风雨一来即花果飘零。而在今天倡言德先生与赛先生，着力点就是要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培育支持“共和”的力量。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在历史时空的交错处，这样一个问题被反复地提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一个民族国家的强盛，需要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社会与什么样的公民？在将不断完善的共和国宪法中，我们可以有一个稳定而开放的答案。
新浪精彩短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