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击“非典” 中国ＮＧＯ成长的挑战与机遇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21日 13:07 21世纪经济报道 | ||
|
本报记者段文 北京报道 中国NGO的苦恼 “你有什么渠道能买到温度计吗？”5月18日下午，李涛见到记者第一面便毫不客气地请求帮忙。 李涛是北京一个草根阶层NGO的负责人，该组织叫“协作者”，由7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却都有长时间NGO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为核心成员，在今年3月才新组建而成。“团结协作，助人自助”，李涛向记者介绍了“协作者”名字的含义，该组织主要致力于为农村社区建设和城市外来农民工权益保护提供志愿服务。 “协作者”成立不到一个月，“非典”已对中国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威胁，而北京作为疫情最严重地区之一，300万外来农民工的脆弱处境令人担忧，外来工大量返乡的问题也引人关注。在这个背景下，“协作者”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紧急启动了“北京外来工预防非典型肺炎暨减灾能力建设”项目，从5月开始，主动到流动儿童学校、廉价出租屋区、非城建制小型工地、零散集贸市场等区域向最弱势打工人群免费发放“协作者”自己编写印制的《外来工预防非典健康手册》，以及一些卫生防护用具，这包括口罩、消毒液等。 “但我们一直买不到温度计”，李涛告诉记者，“我们联系了很多渠道，要么没有货源，要么属于统一调配，不考虑向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提供，甚至还怀疑我们是囤积居奇的不法奸商。” 不过，据记者了解，“协作者”之所以被怀疑，除了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形成对NGO的充分认识以外，同“协作者”自身身份的尴尬也不无关系：“协作者”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定义划分，他们的确是“商人”。 这个问题同样困扰很多的中国NGO。在中国，绝大多数NGO几乎都不可能合法地以“非营利”身份出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成立非营利组织首先需要有一个挂靠单位，而且根据分级管理原则，一个全国性组织的挂靠单位得是部委一级；此外，如果同一行政领域已经有相同或类似组织则不予注册，但几乎每一个行政领域，都已经有一个官办NGO。所以，像“协作者”这样的真正来自民间，从草根阶层发展起来的NGO，只能像现在这样借道工商部门。 “我们跑到门头沟工商局去登记注册的”，李涛一脸尴尬地告诉记者，“因为那里有税收优惠政策。” 李涛拿出厚厚一摞“物资发放登记表”给记者看，“我们每一本健康手册，每一个口罩，每一瓶消毒液都有发放登记，清楚记录每一个接受人的情况，这不仅仅是为了便于自己统计，也是向为我们提供资助的合作方、捐赠人作个交待。”李涛告诉记者：“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好好留着，等到工商、税务部门来查的时候让他们好好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营利的。”中国的NGO哪去了 清华大学政府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博士个人为“协作者”捐赠了1000元钱。邓博士汇出钱的日子是4月26日，而此前一天，他正撰文呼吁：“中国的民间力量哪去了？”他指出，“遇到紧急灾害时，民间组织往往非常活跃，并表现出及时、高效、灵活、创新的优势。例如，日本阪神大地震中，最先赶到现场并发挥作用的就是民间组织；韩国金融风暴后，在民间组织的动员下，公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捐赠高潮；我国台湾地区921地震时，民间组织在整个震中援助和灾后重建中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在美国，民间组织不仅消除了肆虐美国的黄热病、而且研究出了小儿麻痹症疫苗。而今天，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安危的抗‘非典’战役中，我们却很难找到中国民间组织活跃的身影。” 所以，当得知“协作者”开展“抗非”工作的情况后，邓博士十分欣慰，并在第一时间寄出了汇款单。“我觉得像‘协作者’这样的草根NGO值得关注。”邓博士告诉记者：“总的说来，在抗‘非典’的前期，我们的NGO几乎没有发挥什么力量，不过目前已经逐渐开展了一些行动。我寄希望于抗‘非典’的后期，NGO能够发挥作用。因为前期主要依靠政府的全民动员，统一指挥取得了目前的成绩，但这成本也是巨大的，从长久来说很难持续，而且社会发展也不能长期处于高度集中，全面动员的状态下；而NGO灵活多样，行动成本小，在后一阶段充分发挥其作用有利于社会发展。” 杨团告诉记者，她本人也是一个NGO的志愿者，该NGO的性质就应该是在危机时刻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救助活动的，但面对“非典”，很多事反倒要她这个志愿者去催促提醒。“NGO按理来说应该具有更强的危机承受能力，因为它出于公心。但这次看来却不是，至少中国的不少NGO并不比普通老百姓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责任感。以前也出现过像洪水之类的危机，但因为那时候有前方和后方之分，有一些人能够站在安全的岸上旁观，所以作秀也好，真心也罢，还能摇旗呐喊，真真假假搞得好像挺像回事。这次‘非典’不同了，人人都有可能被感染，大家实际上都处在一线，所以对每一个人的心理都是考验。”中国NGO能做些什么 “对‘非典’时期NGO的作用需要作一个客观评价。”清华大学政府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告诉记者，现实中的NGO是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和成长的。每一个NGO，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法律政策环境，其次才是社会公益心、互信度、慈善和利他精神等内在社会资源，而最重要的是，作为整个非政府公共部门来说，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和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进程相协调。“中国的NGO基本上还处于一个新生儿阶段，所以寄希望于它发挥强大的作用肯定是不现实的。” “不过，这次‘非典’其实给了NGO一个很好的契机，把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多层次组织形态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来了。过去我们只有政府这一张网，一旦这张网展开迟了或者托不住，社会就陷入混乱，而在国外，民间力量其实是更大一张网，而且更细密，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它就能走到前台发挥作用。‘非典’其实将给中国的NGO提供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所以，现在NGO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认真考虑能做些什么。” “我对下一阶段的志愿工作前景是比较乐观的。”北京惠泽瀛咨询服务中心主任翟雁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 “惠泽瀛”是今年4月15日才刚刚在海淀工商局登记注册的一个NGO，翟雁等三名发起人都有多年NGO工作经验，主要从事社会心理辅导和志愿者能力建设培训，像翟雁本人拥有心理咨询师证书。“惠泽瀛”成立之际便值北京的“非典”高峰，他们便紧急策划推出“黄丝带行动”，发动全社会力量祈福和支持医护人员和“非典”患者平安回家。同时，他们于5月8日开通了“天使家园热线”，通过热线咨询提供免费心理辅导。近期，他们发动万人以上社会各界人士在黄丝带上写下各种祈福话语和签名的活动将结束，万人祈福的黄丝带将送往北京小汤山“非典”防治医院，为那里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捎去一份心灵安慰。 “我觉得后‘非典’时期我们能作的事很多。”翟雁告诉记者，“非典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危机过去，人们还是需要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所有的危机都会对人的心灵产生冲击，帮助人们调整心态，恢复正常生活，正好是我们的专长，我们的活动空间是很大的。另外，通过反思这场危机，我们也正在开展‘关爱他人，理解生命’的生命教育活动。” 目前，国内的NGO都纷纷开展、筹划一些活动。国内最具影响力NGO之一的“自然之友”的新闻联络人李君晖告诉记者，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6月5日是国际环境日。此期间，包括“自然之友”在内的国内环保NGO将团结携手组织一系列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推动中国政府批准加入《生物安全议定书》。 李君晖告诉记者，《生物安全议定书》是一份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人体健康而控制和管理生物技术改性活生物体LMOs越境转移、过境、装卸和使用的国际法律文件。至2003年1月底，已有103个国家签署了《议定书》；至2003年5月初，48个国家已批准加入《议定书》，日本有望近期成为第49国，而《议定书》正式生效需要50个国家批准加入。由此，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争取尽快批准加入《生物安全议定书》，使其自动生效，意义将不同寻常。不仅能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也能直接对抗击“非典”产生积极影响。毕竟，“非典的肆虐，与中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人类不加节制的环境行为息息相关。对人类生存环境与生态环境投入更多关注和行动，才能谋求长期持续的解决方案。”中国NGO首先要自我提高 “抗非”时期，很多国际的NGO加强了同内地NGO的合作。香港乐施会同“协作者”合作，资助“北京外来工预防非典型肺炎暨减灾能力建设”项目36万人民币；另外还出资16万元与其它一些NGO合作，在海淀和石景山地区展开关于防范“非典”的健康教育项目。并计划到今年八月，与一些国内NGO合作组织“流动人口服务中心”。 “这是一个不得已的现实。”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告诉记者，由于国内社会公众对NGO认识和理解还不够，加上政策法律环境的限制，国内很多NGO，特别是来自草根阶层的NGO不得不依托于国际的NGO来发展。“因为他们(国内草根阶层NGO)几乎就不可能从国内获得很好的资源。”所以，“如何真正实现我们的NGO能自我发展，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也指出，中国NGO的发展，今后一方面是进一步通过国家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把那些官办NGO变成真正的NGO；另一方面，NGO组织自身要自我规范、自我完善。 “我们很愿意为内地同行提供经验。”香港乐施会中国项目经理王佐芳告诉记者，香港乐施会从1970年代的志愿者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独立发展与救援机构，经历了一个确定使命、建立诚信和获得公众认可和支持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一个NGO的发展首先要清楚自己的使命和机构发展的策略重点，如何定位自己和分析问题，而不是流于提供服务。提供服务也不是什么问题，但必须与使命联系起来，评估效果。集中做一两个问题，成为这一两个问题领域的专家，不断的反思和改良。要真正做好这一两个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了。做太多的事就无法集中精力，做出杰出工作。 与王佐芳的观点不谋而合，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Marie Stopes)驻京首席代表刘丽青也指出，作为NGO，一定要有清楚的定位，不能因为“公益”，就什么事都去做，要有做事的理念和定位。她以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自身为例，这次抗击“非典”，也有一些热心人士愿意出资让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项目办公室做一些工作，但考虑到自身的专长，他们谢绝了，把资源介绍给了更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其它组织。“抗‘非典’的工作的确很重要，但其它工作也同样很重要，关键是你要明白自己能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刘丽青告诉记者：“NGO要发展，关键在于去做那些政府无暇顾及的，或者政府直接去做难度很大、成本很高的事。现在抗‘非典’已经通过政府全社会动员起来了，反倒是那些‘非典’之外的边缘人群值得NGO关注。” 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最早成立于1921年，由英国一个名叫“玛丽·斯特普”的女医生创立，关注生殖健康、性观念教育等。目前在全球38个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直接为一些农村落后地区提供计划生育医疗帮助，进入中国后主要针对青少年进行性健康教育。“NGO做事肯定会面临很多来自社会的压力，”刘丽青告诉记者，“比如我们，在很多国家由于宗教等原因，节育是不允许的，我们的工作也很难，但必须坚持，最重要的是要做事，做出成绩，环境自然就会逐渐得到改善。少说，多做，这是我们的原则。”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滚动新闻 > 21世纪经济报道SARS特刊 > 正文 |  |
 |
|
| 新 闻 查 询 | |||||||||||||||||||||||||||||
| |||||||||||||||||||||||||||||
| |||||||||||||||||||||||||||||
| |||||||||||||||||||||||||||||
新浪精彩短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