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间非典热线启动前后

　　本报记者 王虎 北京报道

　　圆明园会议

　　4月27日下午3点，10多个“神秘”的游客分头来到圆明园公园。尽管大家都戴着厚厚的大口罩，但还是很快联络上，在公园的一块空地上集合了起来。这是北京“非典”最猖獗 的日子，圆明园公园空旷寂静。

　　这些游客是来自北大、清华、北京理工大学、北林大的心理学研究专家和青春热线、北京红枫妇女热线、进城务工热线和残疾人热线等社会公益热线的负责人。代表进城务工热线和残疾人热线的华禹危机处理干预中心主任范丽华是这次活动的发起者之一，她说：“这是北京心理学界在SARS期间的第一次会议，我们打算把各自的力量联合起来，为公众做点事情。这次集会我们是想就联合开通‘非典心理援助热线’进行协调。”

　　事实上行动早在此之前已经展开。非典出现后北大心理学系一直在作社会心理问卷调查，到4月中下旬时发现北京公众对非典的恐慌已经很严重。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师钟杰博士说，“我们想除了医疗救治之外，公众还迫切需要在心理辅导、社会心理方面得到专业帮助。”

　　北京的心理学研究界是一个相当专业的圈子，主要的研究者、临床医生和社会服务者平日的交往非常频繁。4月24日，北大心理系教授钱铭怡通过互联网向北京市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者发出了开设非典心理援助热线的倡议，3天之内就得到了100多人的回应，就连已经80多岁的李心天教授也加入了进来。

　　“其实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我们9家原来各自互相没有隶属，但都是一个行业。在危机时期大家能发挥社会资源优势和民间机构的专业志愿人员的优势，共同来为社会作点什么。”范丽华说。

　　于是便有了4月27日的圆明园会议，尽管全部都是义务工作，大家还是全部按时到齐了。会议上大家商量了一个巧妙安全的办法，就是向邮电部门申请热线电话自动转接功能，到每个时间段热线会自动转接到轮值的人那里，分布在全市各个机构、各个地方的志愿咨询人员可以开展工作，既保证了效率，又保证了咨询人员的安全。圆明园会议还确定了热线的工作模式和工作人员沟通方式，他们决定每周开一次通报会，平时的沟通通过网络进行，每个小组工作由督导员随时调整。专家们还商议主动向媒体投稿，扩大影响，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心理知识。

　　“大家一旦达成共识，就马上投入到执行工作中。这是社会力量的体现。”范丽华说。4月29日，两条非典心理援助热线“62767382、62767383”就开通了。到5月中旬为止的20多天里，这两条热线已经接受了1000多个咨询电话。

　　“我们希望这条热线能帮助北京市民度过非常时期；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把全市的专业资源整合起来，建立一个危机情况下的社会应急干预系统，如果这个系统比较成熟，遇到类似的危机情况时还能很快启动起来。”钟杰说。

　　卫生部承诺投入

　　钱铭怡教授是这两条非典心理援助热线的总负责人，她说，这次行动是民间专业机构和大学科研资源的结合。在最初有这个想法时，她也曾向国家SARS指挥中心、卫生部国家疾病控制司等进行过联系，但都没有结果。

　　范丽华说，她最初也与政府有关部门比如说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国家SARS指挥中心都有联系，她还给国家SARS指挥中心写过信，但是没有一个回函。

　　范丽华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前段时间政府的全部精力都扑在救治上，其它方面还难以顾及。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是要开展下去的，因为社会需要，而我们正好能提供这种专业服务。”

　　不过，随着疫情的缓解，政府也在逐渐关注民间力量。钟杰透露说，现在卫生部已经对这块工作重视起来：“两条热线原来的启动资金来自北大党委给的4万元经费，心理系还给配了个服务器帮助开展工作，事实上在非常时期，经费拮据问题远不如疫病的严重性突出，我们尽自己的力量来做。但最近卫生部疾病控制司答应追加一些投入。”

　　另一方面，这两条热线还反映着社会心理的脉动。范丽华透露说，从电话中就可以看出来，社会公众在心理方面的阴影可能要远远大于非典的实际影响。比如说，热线最初解答的，大都是诸如“我37.5度是否要上医院”之类的医学问题，而非心理学问题，可见公众的恐慌；而到中期，大都是心理问题了，最突出的是很多人宁可高烧也不去医院，这已经是完全的恐慌；到前两天，最多的问题是家属和周边人群的恐慌，比如家属不敢接受康复者回家之类的问题。

　　“通过电话热线，我们掌握到非典真实的另一面，也为政府和社会防治非典提供了更好的资源。但是，这些情况却没有途径能反映到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去，”范丽华说，“这些都反映出了政府的措施是否及时高效、媒体的宣传是否真实、以及能否按照最新动态进行及时调整的能力。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免不了还要造成社会心理问题。”

　　但从心理学这个专业领域所发生的情况来看，自发的社会力量正在为政府提供着帮助。钟杰表示：“我们现在完全是自发的。政府在民间社团的机构体制政策上如何扶持？如果没有，我们想做事情，也很难形成多大影响力，受帮助的人会少一些。”

　　钟杰说，这次SARS中我们能做的只是心理学的部分，其实还有更多的工作有待补充：“我觉得非典过后，全社会应该反思一下。从制度上来说，我国应该有这样一个类似于危机干预的机构，能够在发生重大危难时迅速组织医学、社会心理学、经济、法律、社会等方面进行全面动员，进行良性干预，切断恶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