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SARS时代：社工在行动

　　见习记者 李磊 本报记者 王虎 上海、北京报道

　　“解禁”仪式

　　5月15日中午1点半，上海浦东南码头路1186弄130支弄内响起了阵阵的鞭炮声。

　　4号楼的一些居民相继走出楼道口，迅速地汇入在底楼等候着他们的人群中。由于上海第三和第四例SARS患者在那里住了一晚，这幢楼的14户家庭共计33个人，被隔离了整整两周时间。

　　“解禁”仪式上，街道干部、居委会干部和“重获自由”的居民代表先后发言，爆竹释放出的喜庆味和人们的笑脸形成热烈而和谐的氛围。

　　没有人注意到人群中有两个年轻人在观察和记录着他们的举动。

　　他们在笔记本上记录了这些场景：

　　“4号楼所有居民都参加了解禁仪式……原先熟络的人在交流的时候保持着令人尴尬的距离……人群的主要构成是政府工作人员和小区居民而基本上没有见到被隔离人单位的同事……相当部分的小区居民只是在远远观望解禁仪式的进行……”

　　这两名年轻人是唐剑辉和沈祎——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以下简称“乐群”)非典项目社区介入小组的成员。

　　“对于政府官员、街道干部和居委会干部而言，‘解禁’仪式一完，他们连续两周高度绷紧的神经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但是对于我们社工而言，这是工作的开始。”今年即将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毕业的唐剑辉说。

　　5月初，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共同发起了“抗击非典，与你同行”的社工服务计划，项目部分资金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浦东新区办事处资助。乐群和上海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华爱”)，共同承办了此次活动。

　　具体活动包括：公民抗典大同行；心心相印纪念卡；伴你走过、特别支持行动；开通彩虹专线等。唐、沈在“解禁”仪式上的记录属于特别支持。他们是为了了解社区在开展抗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居民的需求。

　　乐群的账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个非典项目的资金支持，预算是20万(项目预计持续时间将为3个月)，钱由浦东社发局拨出。但至今仍然没有输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浦东新区办事处由于章程限制，只能提供实物支持，共5万元。分两批提供第一笔是2万元。

　　乐群2003年2月28日注册，是上海第一家专业社工服务机构。据乐群主任刘晓芬介绍，乐群的注册资金是10万。其中，浦东社会工作者协会出资了60%，香港基督教服务处行政总裁吴水丽出资20%，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和刘晓芬自己各出资10%。

　　除了日常的开销外，乐群最大的支出便是其实本来已经很低的员工工资。“因为临时项目招聘的本科生一个月1500元、专科生1000元。正式员工本科的见习期为1000元每月，专科800元，转正后和临时人员的工资是差不多的。”刘晓芬说。目前乐群已有的正式加见习员工为24人。

　　唐剑辉说：“社工在香港，收入等各方面属于中产阶级。在香港学生辅助会实习时的督导，职位相当于大型专业社工服务机构的中级管理人员，收入就有四五万一个月。当然，香港比我们早运做50年，比我们完善多了。”

　　目前乐群的收入主要来自其收费的服务。如在民工小学和特殊教育学校的社工服务项目。但刘告诉记者，这主要也是一种政府购买。也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拿到项目？否则一下子，20几号人，就一下子断炊了。

　　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乐群还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一周前，上海市财政局通知乐群，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和地方税务局所颁布的《关于本市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票据及税收管理问题的通知》(户预2002，98号)，社工服务项目将不能享受和幼儿园、养老院、婚姻介绍等一样非应税项目的待遇，并从而享受减免税服务。最后，只拿到了一般的企业发票。

　　先锋的尴尬

　　5月19日中午，在周家渡街道上南二村居委会(乐群三个选择介入的社区之一)的小区宣传栏处，记者进行一次随机调查。10个接受采访的人员(包括1个中学生、3个中年人和6个老年人外)，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社工。

　　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居委会和一些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对社工的概念非常模糊。

　　一个居委会主任在记者问及社工时表示：“就是几个大学生，还非要说什么是社工。”由于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知识的欠缺，同时又大多本身就是这个小区的居民，他们对于社工的不认同会影响到其他的居民形成一个不良的先入为主的错误观点。

　　工作人员的年轻(乐群的所有员工，除了主任，都是今年刚刚从大学毕业)，也使得他们在面对居委会的长辈们时，有着不小的难度。

　　非典小组的范安雯正在攻读香港大学-复旦大学的MSW(Masterof Social Work)学位，已经是研究生了。来到社区后，在做社区介入工作时与她打交道的居委会干部看她长得可爱都善意地叫她“小朋友”。

　　此外，非典小组的曹静怡和张衡在上南居委会从事社区介入工作。他们告诉记者，尽管从理论上说居委会只是一个自治机构，但居委会干部很多时候由于思维的惯性和体制的原因他们有事就向上级(如街道)请示报告。“一来一去，使得我们的效率很低。我们贴海报最终还算贴出去了。有其他小组甚至现在连贴海报都遇到问题。”

　　社工进入社区，开展工作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对此，有做社区介入的社工表示，从主观上说，他们并不会刻意去和居委会建设关系，但于客观上，如果不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话，很多社工工作必需的数据信息如：哪些人被隔离了，他们的联系方式，社区内孤老的人数、外来人口及其子女等资料都不可能拿到。这使得在没有更高机构做资源调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去努力和居委会搞好关系，尽管说我们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

　　对于会否因为在工作目标和工作内容有重合而造成一种乐群和居委会在事实上的竞争关系。

　　刘晓芬说：“只能说是有交集，我们的工作不止是社区工作，我们社工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关注领域。”

　　她认为，就以非典时期的社区工作而言，也主要是一个合作共建的关系。居委会成立的非典小组由居委干事、医务工作者、物业和警察组成。主要是关注疾病预防、治安等问题。“我们乐群主要是针对个体居民如孤老、外来人口的心理和情绪问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居民的关系问题。更多是内化的一些问题。”刘晓芬说。

　　5月19日中午1点，在周家渡街道上南二村居委会(乐群三个选择介入的社区之一)的小区宣传栏处，记者展开那一场随机调查：10个接受采访的人员(包括1个中学生、3个中年人和6个老年人)，竟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社工。其中这名中学生在记者的再三启示之下，表示他只知道谢霆锋因为犯了错误被法庭罚做义工。

　　“社工是专业人员，而义工是志愿者概念。”刘晓芬说。

　　上海试验

　　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马伊里局长透露：社工职业化势在必行，而浦东也正在进行大量的尝试。

　　除了成立了民间组织乐群社工服务社，浦东新区建立了社会工作者协会，在社区、医院和学校建立了五个社会工作站。一群毕业于大学社工专业或在香港经过专业培训的社工，已在为病残者、困难老人、问题青少年等提供服务。市委政法委和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联合培养的具有社会工作专门知识和技能的首批63名法律社会工作者，也在一些社区上了岗。

　　上海民政局的资料显示：随着社工注册制的推行，市民政局将对福利院、社会救助所、社区服务中心、婚介所、殡葬机构等实行准入制，要求按从业人员来配置一定比例的社会工作师及助理。

　　有关专家预测：随着社会发展，上海市教育、卫生等领域将出现专业社工的身影。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教授在对上海的试验表示了钦佩的同时，对于上海的经验能否推广到全国其他地方阐述了其保留意见。

　　“上海这类非政府组织的推进和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上海的地方政府是一种强势政府——所谓政府在推动非政府组织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全国很多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也许会在进行类似操作时力有不逮。”杨说。

　　“现在很多人一提到社会工作，就想到那种手挎菜篮子去帮助穷人的图景。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误解。”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张昱副主任说，“其实，社会工作是一种运用科学的方法和艺术的手段去解决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的职业。”

　　张分析说，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些过去并不显著的社会问题正在变得突出起来：弱势群体需要帮助；社区的重建和管理；帮助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张看来政府办社会，或者说原有的行政型社会工作模式难以高效解决这些问题。由于有“全能政府”、社区“单位”之嫌，抑制了民间的活力，从而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机构有再度膨胀的趋势(社区基层机构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从长期来看，对一些经济基础相对较弱的城市而言，即使心有余也力不足。把社会工作交还给非政府组织，在张看来可以解决“全能政府”的难以为继和市场的“失效”的双重问题。

　　未来之路

　　事实上，SARS带来的突发性社会危机，正反映了政府与社会民间力量的关系。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研究员陆建华介绍说，国际上对香港防治SARS经验总结时，高度评价了香港的非政府组织所发挥的作用，称其在SARS期间起到了稳定人心、科学普及、社区活动组织、帮政府分担解忧的重要作用。

　　“这次SARS危机中，我们的政府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主要是因为没有其他社会团体来为之分担压力。我国在社区上主要依靠政府最基层的组织居民委员会，其实作用很有限。我们在非政府组织的动员不够，或者没有动员起来。像慈善机构、红十字会，也只在接受捐赠方面作为一个通道，相对于这次疫情的严重性来说，并没有太大作为。”陆建华说。

　　一位政府背景的社团负责人说，这次SARS危机，我国政府的确单独在承受压力：“从国内来看，首先是民间组织没有发育，无法发挥作用；其次是中国的有钱人动静不大，由于《捐赠法》没有实施细则，难以操作。致使大的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不高。从国际上看，首先是国际组织的作用微乎其微，即使有援助，大多也是政府间的友好双边援助；而海外的支援机构，一般只是提供常规的援助，在紧急事务方面经验不足。”

　　陆建华说，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育很不充分。10多年来，学界一直在呼吁政府尽快建立非政府组织，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这次非典应该让我们的政府反思，是否应该大力发展我们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其实可以为社会造福，为政府分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巨大的宝贵资源，绝不亚于矿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政府的能力很难达到的领域往往就是它大显身手的领域。”陆直言道。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社团登记管理处接受记者电话咨询时向记者解释，我国的情况要特殊一些。我国不用非政府组织的名称，我国管它叫社会团体。民政部统计表明，截至2002年年底，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比以前萎缩了很多。”陆建华说。

　　根据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我国现行对民间组织实行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

　　“关于专家说的民间社团的审批障碍，不能说难不难，应该说符合不符合要求。”民政部的一名官员说。

　　我国现存的社团，大多数都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不是挂靠在这个部委就是那个系统，其中有一些社团，本身就是为了和国际接轨的产物，真正称得上“民间社团体”的非营利机构组织很少。

　　陆建华说，在社会团体的审批方面，我们要求所有社团都必须有一个主管机关，仅这一点就把绝大多数社团挡在了门外。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位政府背景社团的负责人同样对民间社团的力量不以为然，他告诉记者：“草根社团的能力有限，所做的工作和影响都有限。比如说紧急事务中，需要很多经验和组织能力。他们现在的积极性非常高，但是无从下手。”这位负责人说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社团的社会影响力有限，资源有限，能力也非常有限，没有系统化的支持和高度的组织化。尤其是应对大的事情，即便社团满腔热情，想参与进来，但仍难以进行。

　　“如果民间组织能够发挥作用，主要是在宣传上和社区服务上拾遗补缺而已。”这位负责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