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组织低调进入北京

　　本报记者 段文 北京报道

　　传奇医生悄然进京

　　5月18日晚，在越南抗击SARS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及越南SARS项目主管达恩·塞尔蒙德(Dan Sermand)悄悄飞抵北京。这是继5月12日至15日在北京的短 暂考察后，达恩第二次来到北京。

　　达恩的两次北京之行都十分低调，并曾专门提醒无国界医生组织中国项目协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千万不要让他们(媒体)知道我的行程。”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部发言人郭敏仪对此向记者解释道：“因为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了解，很多工作还处于联络阶段。”

　　“各个地方都有值得对方学习的经验。”接受记者专访时，达恩对越南、香港、北京三地的防治SARS工作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达恩告诉记者，越南发现SARS疫情以后，越南卫生部便积极寻求国际援助，并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介入防治工作。受世卫组织邀请，无国界医生组织于3月19日正式进入越南抗击SARS。“我们总共去了6个人，3月29日队伍全部到齐。”达恩告诉记者，“一个首席代表，一个感染病学医生，一个医生(普通医疗)，一个心理医生，一个感染科护士，还有一个后勤行政人员。”

　　在越南期间，无国界医生组织对当地医护人员进行了隔离和防护技术培训，帮助医疗部门设立隔离区，提供充分的防护设备，并为医护人员、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提供心理支持。

　　当越南的SARS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达恩于4月29日回到香港。就在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越南从“疫区”名单里删除，越南成为全球第一个战胜SARS的国家。

　　回到香港后，达恩同香港的医疗部门进行了联系，并和一些医疗人员交换了经验。“香港防治SARS的医疗体系已经十分完整。”达恩告诉记者，“我们(无国界医生组织)更多是在信息传播、教育培训等方面发挥影响，另外是针对一些非主流人群做防治工作。”

　　对于自己的北京之行，达恩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不过记者获悉，无国界医生组织在中国内地的防治SARS工作将首先在北京之外的某一个周边地区开展，而且工作面不会一开始就铺得很大。郭敏仪告诉记者：“我们只能先从事一个地区的工作，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我们毕竟只是一个NGO(非政府组织)。”

　　每年2亿美元经费

　　无国界医生组织，1971年初由法国的数名年轻医生发起成立，现已发展成为在19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的国际NGO组织，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开展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这个组织成员多为志愿人员，包括医生、护士、麻醉师、实验室研究员、后勤人员、助产士、行政人员等，他们贡献出自己的专业知识。

　　无国界医生组织最初被视为一群玩世不恭的“嬉皮士”，但他们却发挥最大的灵活性，不久便发展成为能迅速有效地向全球提供医药协助的组织，更成为独立人道组织的典范，不论如何危险的地区，他们的成员都是最先到达、最后撤退的救援者。

　　无国界医生组织坚持自行安排分配救援物资的工作，以保证救济品能直接到达受难者手上。因此，不论采购、运送及分配救援物资，都毋须经他人之手。多年以来，无国界医生组织逐渐扩大其专业范围，并不断增加救援项目。

　　郭敏仪说组织，人员流动很大，很难统计具体的成员数。不过一般来说，这个组织目前每年大约都要派出3000人左右的医疗队伍从事不同项目。

　　据了解，无国界医生组织每年需用2亿美元左右的营运经费，大部分经费由全球大约200万个热心人士捐赠，其余的经费来自国际组织，如欧共体、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及个别国家或地区的政府。

　　“我们的资金运作十分透明。”郭敏仪说，“80%以上经费直接用在了对受难人的援助上，这保证了捐赠人对我们的信任。”

　　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无国界医生组织从1990年代进入中国，过去十多年里参与国内多个省份数十次赈灾行动。不过，随着中国内地的防灾抗灾能力不断提高，以及政府不断迅速采取适当措施，无国界医生组织介入赈灾行动逐渐减少。

　　无国界医生组织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还推行了很多长线医疗项目：在云南、广西、西藏及新疆一些地区从事改善贫困农村的饮用水卫生和基本医疗；在云南及四川一些地区防治肺结核和性病；在西藏研究地区性大骨节病并救治病人；在陕西为流浪儿童提供医疗及社会性服务等。其中，无国界医生组织在云南、西藏的项目目前已经完满结束。

　　2003年4月10日，无国界医生组织与湖北省签约，开展艾滋病关怀和治疗，这是其在中国的第一个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根据“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无国界医生组织将在襄樊市设立艾滋病治疗中心，从2003年4月1日至2008年3月31日进行为期5年的艾滋病关怀和治疗合作。

　　无国界医生组织中国项目协调办公室赵艳平告诉记者，对于此次国内的SARS疫情，无国界医生组织一直十分关注，其间曾经接到过安徽一个NGO组织发出的救援请求，另外也曾应襄樊卫生防疫部门的请求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医疗物资，目前则正在同中国内地一些地区协调援助事宜，但所有行动都是比较低调的。“作为一个NGO在中国做事，我们不得不慎重一些。”赵艳平说。

　　郭敏仪说：“这几年中国一直在进步，我们的项目也在不断开展，不能太着急，一个一个地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