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与农民工之二：“人民战争”

　　城市疫情缓和的同时，农村居民感染“非典”的病例在持续上升；一场“严防死守”式的“人民战争”已经打响，但治本之策应是加强对农村的医疗卫生投入

　　本刊记者 任波 实习记者 吴小亮／文

　　连续数日，中国内地“非典”平均疫情水平呈波动式下降，让神经崩紧了很久的人们 松了口气。

　　但在广袤的农村，紧张的气氛却丝毫未见减弱。在前一阶段城市加强防护措施初见成效的同时，农村的疫情却有所上升。根据卫生部统计数字，至5月13日，全国已经有15个省的农村地区存在“非典”疫情，其中有85个县分布在山西省、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另外，从5月1日开始，确诊病例中农民所占的比例持续上升，到5月11号已经达到了6.2%。

　　来自各省的数字表明，河北、内蒙古、山西的农民“非典”患者分别占当地“非典”患者总数的26%、18%、9.1%。截至5月9日上午8时，河北的疫情已波及全省11个设区市的54个县(市、区)。截至5月10日，山西确诊病例已经分布到大约20个农业县中。

　　种种迹象标明，在部分农村地区，SARS的脚步声逐渐清晰。而农村的防疫，关系到全国防疫的大局。局势尚不容乐观！

　　农村传染链

　　毫无疑问，农村的“非典”是从城市蔓延而来的。农村的传染链大致是两条：一是农民进城看病染病，二是城市打工者回乡带回SARS病菌。

　　家住北京郊区延庆县大榆树镇卓家营村的“非典”患者高某可以把传染链追溯到河北。“当时我哪知道‘非典’是啥病呀。”33岁的高某对记者叹息。

　　4月9日，高某接到来自河北宣化的大姐的电话，说大姐夫在北京一家医院去世。得知噩耗，高玉珍兄妹四人加上高的丈夫一行五人连夜赶往河北奔丧。

　　到了大姐家，高某才知道，3月下旬，大姐夫因糖尿病住进了张家口的医院。一周后病情恶化转入北京武警总医院。不明原因持续高烧，4月5日死亡。

　　此时，高的大姐也开始高烧。高心疼大姐，和丈夫看护了一天，11日返回家中。

　　14日晚上，高某觉得头疼、发烧浑身乏力。第二天去延庆县中医院看病，大夫给她开了两天的感冒药。17日住院输液，直到20日好转。岂料出院后，21日又开始高烧。医院拍片后，发现肺部有阴影，怀疑是“非典”。立即将她隔离在二楼的一个单人病房，并进行专家会诊。23日下午，她被确诊为“非典”病例。同时，家住军营村的高的大哥、二姐、三哥也被确诊为“非典”，送入该家医院。而她在河北的大姐一家四口也先后被确定为“非典”疑似病例。

　　据山西省卫生厅公布的数字，更多的农村患者是进城的农民工。据5月2日的一次统计，该省农民、民工“非典”确诊和疑似病例共66例，约占该省总病例的35%，其中有25位为进城农民工，在做工期间发病住院，另外41人在农村发病。发病时间从4月17日开始，26日后开始增多。

　　地处北部边陲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至4月15日也出现了九个诊断病例和五个疑似病例。据锡林郭勒盟“非典”防治指挥部提供的信息，锡盟的病例均是输入性，确诊的苏尼特右旗五例、二连浩特一例、锡林浩特三例，都可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呼和浩特市某医院；而多伦县的一例疑似病例则是4月下旬从北京返乡的打工者。所幸到记者发稿时，疫情还没有扩展到农牧区。

　　严防死守

　　出于对疫病的恐惧、对乡村救治能力的无望和朴素的自保意识，从4月中下旬开始，全国农村程度不同地实行了官方和民间相结合的严厉的防护措施。简单概括起来，这是一场“严防死守式的人民战争”。

　　在北京当保姆的张海霞想回家，电话打回村，父母坚决打消了她的念头。“你别回来，回来我们全家都麻烦。”张海霞告诉记者，父母说这话时，语气是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严厉。

　　张海霞家在河北保定地区，村里已经有了“非典”疑似病人。一位老乡几天前突然发烧，一辆车来村里把他接走了，家人被隔离在村办小学，一日三餐有人送。

　　不光父母阻止张海霞回家，村里的干部也来过一次电话劝戒她。村里挨家挨户对出外打工者作了调查，花钱请专人把守进出村的两个路口，有冒险回村的，迎接他们的首先是14天的隔离。

　　记者从河北、内蒙、山西等地了解到，这些地区的农村普遍建立了出入监管制度。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建立了村民体检到人制度。在卫生防疫部门的指导下，以区医院及防疫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阵地，以村为单位开展一个不漏的入户体检工作，实行村内常住和流动人员日查日报制度，对近日内返乡人员严格执行申报、登记、批准、消毒和两周隔离观察。

　　对于疑似病人较为集中的地区，措施就更加严格。4月21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县洋河南镇东甘子村发现四例疑似“非典”患者。为防止疫情扩散，宣化县委、县政府当天决定对东甘子村进行封闭隔离。当地连夜出动20名公安干警、50名联防员进村。

　　河北张家口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市，外出务工农民达26万多人，且大部分在北京、山西等地。从4月初开始，农村外出务工返乡人员急剧增加，张家口市骤然紧张起来。全市3万多名市、县、乡村干部包村包户死盯死守，市、县、乡、村建起了四级防疫系统，8000多名乡村医生进村入户消毒、体检。村村路口设立了检查站，24小时进行监控；各村还成立了联防巡逻队，盘查外来人员。

　　山西省吕梁地区属于中西部贫困地区，外出打工人员颇多。在此非常时刻，更是动用了战争年代的“民兵”手段。在短短的时间内，吕梁全区组织起10万名民兵，为他们购置统一服装、制作统一标识、配备防护用品和交通工具，让他们在农村各主要路口配合当地治保人员和医务人员，对返乡人员和流动人口进行检查、检疫和登记。“昔日民兵支前线，今日民兵防‘非典’”，这是当地近日广为流行的一句口号。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广人稀，一旦疫情扩散到牧区，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农村牧区以三到五户、五到十户为单位，成立了联防联保小组，建立起盟、旗、苏木(乡)、嘎查(村)和牧户五级具有草原特色的防治工作机制，防护组织覆盖了整个锡林郭勒草原。

　　在江西，自5月3日吉安发现首例输入性“非典”诊断病例以来，形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从市到县，从县到乡、从乡到村，各地严防死守，群防群控，严格禁止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返乡，已经返乡的农民，和与之有过接触的人员要交钱体检，据说一人80元，在指定的地方进行隔离。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诸如设堵、封路、禁市等等现象。

　　疫情尚不十分严峻的四川省，设置奖金鼓励村民举办非典患者。地处中国西部四川与贵州两省交界处的叙永县叙永镇一位乡村医生，几天前向县医院报告了一例“非典”疑似患者，经县医院检查后确诊，因此受到县政府的表扬，并获得了200元的奖励。“我们贫困地区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正面临着‘非典’的严峻考验，但我们正通过一场‘人民战争’来弥补农村医疗体系的不足。”叙永县委书记何仁均说。

　　毫无疑问，农村各地的严厉措施，对于控制SARS在农村的蔓延，可以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但更多的学者呼吁，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建设，这才是“严防死守”之外的治本之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透露，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课题研究显示，从1991年到2000年，全国新增的卫生经费投入中只有14%投到了农村，而这区区14%中又有89%成了“人头费”，真正成为专项经费的只有1.3%。投入严重不足成为农村抗击SARS的重大隐患。

　　“当前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应该尽快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建设，将农村SARS防治工作落到实处。”韩俊评论说。

　　SARS威胁凸现“三农”问题

　　截至5月14日，卫生部尚未专门公布农村地区疫情状况。5月14日下午，记者致电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新闻组，得知有关数据尚不便于公开。不过，有关专家对《财经》透露，由于农村目前对防治非典高度重视，农村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非典型肺炎对中国农村造成的连带打击却不可小视。

　　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农民收入低少的情况将雪上加霜。有资料显示，内地有8000多万农民常年在外务工、经商。2002年2476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务工得到的人均收入为438.2元，务工收入增加对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1.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就此说：“如果‘非典’疫情持续下去，农民外出就业将受到严重影响，今年农民增收也会遇到很大困难。”

　　另一个问题是农产品的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小映博士说，虽然各国政府尚不致于以SARS为借口阻挠中国农产品进口，但是各进口国的商人和消费者可能出於对SARS的恐惧而拒绝中国产品。而且这种不利因素的释放将会持续一定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