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SARS研究走出“垄断围城”

　　在一系列研究发现和科研成果中，中国的科学家似乎都落后于世界同行半拍；从SARS开始侵袭阶段，中国大部分研究机构无法参与共同研究，到目前趋于蔓延的“研究运动”，暴露出体制弊端

　　本报记者 张立伟

　　2003年4月20日晚上，当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找到因为搬家失去联系的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陈凯先院士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路甬祥用了45分钟的时间向他紧急下达了任务——迅速展开研究，寻找战胜SARS的药物。

　　21日零点左右，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沈竞康博士接到了陈凯先长达1个小时的电话。战役开始了。

　　“垄断性”研究

　　根据有关报道，世界第一例SARS感染者是去年11月在广东佛山发现，随后在广东省开始传播。而从至今公开披露的信息看，在一系列研究发现和科研成果中，中国的科学家似乎都落后世界同行半拍。但在技术层面，中国的科研技术、设备以及工作效率并不低于境外同行。

　　记者调查获知，从去年11到今年2月春节过后，广东对于这种不明病毒的研究，在广州呼吸病研究所、中山大学医学院、第一军医大学等机构展开。1月21日，广东省专家组到中山市调查得出“明确”诊断结论，认为不明肺炎就是“非典型肺炎”。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此时为主要研究力量。

　　有关研究进展上报卫生部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派来专家予以协助。

　　2月11日，广东官方正式公开承认，广东已发现305例非典型肺炎病人，并有5例死亡。2月20日，中国卫生部向世界卫生组织做出简短报告，称2月11日发现的急性呼吸道综合症(ARS)病原可能是衣原体。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广州专家说，广州的研究人员很早就“清楚知道有冠状病毒存在，因为已经分离出来了”；但同时，在病人体内也发现了衣原体。对于最终鉴定，广州科学家选择了“把研究结果以及相关资料上报卫生部”。

　　卫生部下属的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经过研究，2月下旬，通过新华社宣布：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共同努力，引起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根据当时一些专家公开的介绍，衣原体是一种在真核细胞内寄生的原核微生物。如果衣原体是致病因素，采用针对性强的抗生素治疗非常有效，是完全可以预防和治疗的。

　　此时，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等机构仍然没有被官方“约请”参与这一不明病毒的相关研究。而广州的临床专家根据临床发现，“非典型肺炎病原是一种不明病毒，而非衣原体”。广东当时早已经发现分离出不明冠状病毒，至今没有人公开承认。

　　“已经到这时候了，谈这个已经没有意义。现在最重要的是预防和加紧研究治疗方案。”近日接受采访的一位相关人士对记者说。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传染病研究所秦鄂德研究员对《财经时报》表示，2月底，他们就从来自广州某军队医院非典型肺炎尸解标本中分离并辨认出冠状病毒，但是，“当时没有及时鉴定。现在最要紧的是预防，这个问题最好不要再提。”

　　比美国晚了3天

　　对于认定“衣原体为病原”的结论，广东省卫生厅2月18日下午曾召开紧急会议，向广州与SARS较量过的医院和科研机构征询意见。据当地媒体报道，广东专家组一致认为，不能简单地认定衣原体就是惟一的病原，不能按衣原体的结论来制定治疗方案，正是由于这种怀疑乃至否定，随后对SARS病人采取了严格的科学的隔离和治疗方案。这似乎也是“作为病源的广东随后疫情并不严重并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此时，对于这一不明病毒的确认权和解释权，仍然掌握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

　　随着病毒开始向中国香港、内地省份蔓延，此时，大部分医生仍然不确切知道SARS的真实面目，从而导致大批医护人员被严重感染。香港受到袭击后，独立的香港大学紧急研究，3月28日第一个明确向世界宣布：SARS是由冠状病毒引致。

　　3月15日，这种曾被中国报告为“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疾病，被世卫组织正式确定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

　　3月17日，世卫组织联合9个国家的11个实验室，组建了SARS研究的多中心协作网络。通过这个藉互联网联接的安全网络，研究者可以共享SARS的临床实时病例和组织样本，观察对方的电镜图像、交换和评估研究成果。

　　但是，这个时候，中国的科研机构的组织和协调攻关，仍落后于世界卫生组织搭建的科研攻关平台。据当时的报道，包括中科院以及顶尖大学的医学研究机构在内，很多机构的专家都在理论方面对这一不明病毒进行判断，而研究权和话语权仍然掌握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

　　4月4日，世卫组织发布了全球实验室联网系统以来的9项发现，主要集中于冠状病毒。中国4月10日也予确定。而根据记者采访得知，这时距军事医学科学院发现冠状病毒已经一个月有余。

　　4月16日，一个荷兰实验室通过对一组非洲绿猿的实验，确认SARS致病元凶正是科学家们高度怀疑的新型冠状病毒，冠状病毒为SARS病原成为世卫组织认可的正式结论。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是在4月15日凌晨2点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病毒标本的，16日中午11点，他们就将2株SARS病毒的基因序列测试完成，速度不可谓不快。但是，4月13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癌症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宣布，他们已破译了怀疑与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有关的冠状病毒基因图谱。此后，美国疾控中心、香港大学等相继公布了自己所做的全基因排列。

　　北京基因研究所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我们只比美国晚3天的时间。”这位女士告诉记者，他们不知道为什么4月15日才接到测试要求。中国国家基因组拥有北方中心(北京)和南方中心(上海)两个能够基因测试的机构。

　　加拿大、美国、香港的研究机构正在申报相关SARS研究的专利权。北京基因研究所告诉记者，对于这种突发的传染病疾病，他们不打算就基因测序申请专利，而是人类共享。

　　出现转折

　　4月20日是一个转折。

　　这一天，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考察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发出了“依靠科学战胜非典”的号召。

　　4月22日，陈竺等2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以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为切入点，构筑预防医学体系，全面加强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报告。国务院对该报告做了重要批示。

　　记者得到的这份报告中建议：目前急需打破部门界限，组织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科技部、中国科学院、总后卫生部、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及研究型大学和重点医学院校等力量联合攻关。对突发性传染病病原体的分离、鉴定及其致病机理、免疫机理的研究，是一项关乎全球人类公共卫生，具有重要社会公益性的研究，同时也充满着国际竞争。我国学术界必须以人民和国家利益为重，摒弃部门观念，迅速形成一支SARS研究的国家队。

　　据悉，中国科学院在国家支持下，将以武汉病毒所、北京微生物所和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为依托，建立针对新生疾病的研究单元和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这些平台可同时兼顾对突发性传染病和生物恐怖防范的研究。

　　4月25日，中国组建科技攻关组，由科技部长徐冠华为组长。

　　除了中科院这支“国家军”，以军事医学科学院为首的军队医学研究和教育系统、中国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医药企业、科技部下面的研究机构“大敌当前，万众一心”。据悉，至今已经安排针对非典防治启动的科研攻关项目85项，落实经费1.08亿元。

　　上海是中国生物科学研究力量强手云集的地方之一，仅中国科学院就有上海生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机构。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4月29日上午考察了上海的SARS的科研攻关情况，上海生命科学院部署四大研究方向，参与SARS研究、SARS防治药物研制以及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合作进行筛选和设计抗SARS的新化合物。也就是说，对付SARS病毒的药物主要由上海的科研机构完成。

　　体制的弊端

　　上海科研机构一开始曾遇到这样的障碍：病毒细胞必须在病人死后才能获取，但上海并没有此类病例；而广东并不提供病毒细胞，筛选平台不共享。广州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当时不提供病毒标本是因为国家有严格规定。“对于这种有可能被恶意用作生化武器的病毒，如果没有政府的指令，不能随意扩散。”

　　病毒研究属于生物领域，隶属中科院生物医药局的上海药物研究所接受了中科院下达的任务。相比之下，隶属于高技术发展局的上海有机研究所只能“自己联系”。

　　上海有机所计划处傅克洪副处长告诉记者：“所有的药物研究最终需要我们提供的化合物，我们是中国有机研究领域最好的机构。”

　　事实上，他们要“联系”病毒模型，要“联系”SARS病毒基因序列图。在这场“大海捞针”的战斗中，上海有机所迅速提供了第一批具有抗病毒活性化合物。这10种化合物已经送国家药物筛选中心进行细胞水平筛选。

　　上海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沈竞康博士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强调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科研也不能搞“运动”。对全国来说，传染病的研究应该有序进行，因为这是一种传染病，科学的态度非常重要。“全球病例只有几千例，如果完全靠各种处于同一水平的研究机构一哄而上不好，靠商业利益刺激更不行。必须建立一支独立的完全国家供养的队伍。”沈竞康博士及其他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中国的研究机构必须对目前落后的体制进行改革。科学家最渴望的是获得实现自由遐想的空间，“目前的体制要求科学家都捆绑在既定的项目上，无法发挥个人的创造性。”

　　与国外独立的研究机构相比，从SARS开始阶段中国大部分研究机构无法参与共同研究，到目前蔓延全国的“研究运动”，无不透露出体制的弊端。“如何发挥中国科学家的智慧，可能更需要民主的体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科院教授叹息道。

　　转载或引用务请标明《财经时报》

　　本站网址：www.caijingshi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