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日记》下篇：生活在“围城”

　　在潘多拉魔盒中，藏在一切灾难最下面的是希望

　　本报记者 鲍迪克

　　困守北京的日子里，想起了家乡，那是东海中一座由1000多个美丽岛屿组成的城市，其中包括《射雕》故事中的桃花岛。

　　“千万别回来，一回来就会被关到一些小岛上。”我从家乡人那里已经好几次得到这种充满关怀的恐吓，他们关怀的除了我，当然还有他们自己。

　　我告诉他们我不会回家，这完全是由于他们的那份关怀，而并非因为他们的恐吓，因为在北京的我，本身就已身处一个被恐怖包围的“孤岛”中。

　　围城阙一

　　我居住在西直门外的团结大院，小区东南方100多米外就是人民医院，那里曾有上百人被集体感染，因此被称为“北京的淘大花园”，南面一街之隔的人民医院宿舍楼也已被隔离多时。

　　与大院仅一墙之隔的华审宾馆，居住着不能回家的人民医院的大夫们。虽然这些“非典时期最可爱的人”正受到全社会无比的敬爱，但对于近在咫尺的我们，敬畏或者敬而远之是更诚实的心态。

　　小区居民对外地民工则是不敬而远之。小区东面有片低矮的平房，住的主要是外地人，有一户被确认“非典”。西边那座在小区内抬头就能看到的高档写字楼很快也发现了疫情，让大家明白了非典面前人人平等的道理。

　　5月4日官方统计显示：北京被感染的人群以医护人员最多，其次是政府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后两者应当全是北京人(以户口划分)。不过这好像并没有改变北京人在谈论这一话题时的某种优越感。当天晚上我在小区花园溜狗时，听到京叭“乖乖”它妈对沙皮“贝贝”它爸说：“别带你(狗)儿子去展览馆广场，那儿外地人和外地狗多。”

　　去展览馆的人必须经过小区北门，在东西南方向都已发生疫情后，这里并没有因此热闹起来。北面不远是西直门地铁站和西外汽车站，这一带是北京市区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而且是目前疫情最严重的海淀区出入市中心的必经之路。因此在大家的感觉中，小区其实已经被合围，围城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大家惶惶地等待着终日。

　　节食“抗炎”？

　　5月2日早上，我去楼下的打印店为刚辞职的妹妹打印几份求职书，店主正在为团结大院居委会印制2000份出入证，并告诉我小区今后将凭证出入。接到这笔大单的店主仍然乐不起来：生意只剩下了平日的一成，因为主要客户——北京展览馆的活动都取消了。

　　附近的饭店、酒吧等自然大多也已关门大吉。在南门外的蔬菜市场，卖菜的人也少了近一半，可奇怪的是，剩下的商贩说生意还是少了一半。既然大家都不到外边“腐败”了，难道在家里也勒紧了裤腰带？

　　在小区内开杂货店的张五哥倒自称生意还像往常一样——按照商人的说话规律，可以认为他的生意肯定兴隆了不少。这个时候在小区里面购物当然是最安全的选择，尽管里面的价格比往常贵了些许，而且一向好客的五哥把店门关得死死的，只与顾客通过窗户交钱交货。据说这些日子已被冷落多年的八宝粥和快餐面猛然红火起来——难道大家就靠这些抵抗“非典”吗？

　　食无鱼

　　至少我们家在进入抗“炎”状态后便大大加强了营养。多数人为了减少出门次数而大量囤购时，负责全家伙食的父亲坚持每天去买菜，以保证食物的新鲜。4月下旬，当北京局势日益吃紧时，父亲不仅鼓励我和妹妹留守北京，还特意从浙江老家赶来照顾我们，在大家纷纷逃离和劝说亲人逃离北京时，这可真是一件伟大的非典型性的事件。

　　父亲最伟大的事迹是每天坚持为我和妹妹做一顿小黄鱼。各种家常菜肴中以烹鱼最繁复，因此厨艺高超却生性懒惰的我已经很久未在家中吃到过海鲜了。所以父亲此举对于长年在海岛上以鱼为食的我们不啻是久旱逢甘霖。我们想起了中学语文课本中一位红军老班长在过草地的路上天天钓鱼为战士们做鱼汤的故事。父亲做的鱼提供的不仅是营养，也已成为我们进行持久抗战的勇气来源。

　　5月3日吃晚饭时，我们发现餐桌上的鱼少了许多，父亲说卖鱼的人已经两天没来了。我们非常节省地耗用着冰箱里的存鱼。到了5月6日，卖鱼人仍未出现，我们终于断鱼了。

　　这天晚上，我在楼下又看到了“乖乖”和它妈，我惊奇地看到“乖乖”正趴在地上啃吃着一个烂鱼头——这明明是它的波斯猫妹妹吃剩下来的。它妈瞅着伤心地说：“乖乖以前从来不吃鱼的，可它已经好几天没肉吃了，现在连人都没肉吃了……”于是我想起来：自从听说“非典”最早是由猪传播的，并且父亲天天给我们做鱼吃以后，我也已经很久不知肉味了。

　　虽然电视里不断说北京各种货源都很充足，但问题是卖货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那些价廉物美的露天商贩。现在大家比以往更喜欢在露天购物，而且他们此时也无需提心吊胆地随时准备躲避城检工商。只是这些“游击队员”们多数也并没比那些平日“扬威作福”的大盖帽们勇敢多少，非典的恐惧使他们同样躲得无影无踪。

　　菜场内的商贩倒还留下了不少，并不是为了响应“坚守在第一线”的号召，也不是因为他们比露天商贩们更勇敢些。一位卖水果的告诉我，那些露天商贩是无本买卖，而他们可是多数早就交了一个季度的摊位费，实在不舍得放弃啊。

　　不过好像没听说谁订了下个季度的摊位，这岂不意味着到了夏天，大家·……

　　去大商场买？可连附近的家乐福据说也已发现了疫情。

　　出有车

　　在一片阴霾中并非没有光明。

　　“五一”长假的前一天，我拿到了自己的菲亚特。这应当算是一件非典型性事件，因为拿到车的时候，我还没拿到车本。这也是一件非常英明的行动，在我拿到车的第二天，有关部门就暂停发放新车牌。据说前一段时间京城售车量暴涨了三成。

　　家里只有妹妹一人在两年前考出了车本。拿到车的第二天，她花了3个小时练习了一下停放车后，便带着全家上路兜风，上的是平日最繁忙的北二环，但往日最拥挤的路段现在都空旷得如田间马路。平日最难找车位的地方，同样都是空空如也，而且几乎都是免费停车，包括兆龙饭店那个京城最高级的停车场。于是油然感受到了一种可贵的自由。

　　然后我们又感受到了这是一种有限的自由。在商量驾车出游计划时，我们发现京郊到处都是封路消息。有些景点，如妙峰山和密云水库，因为怕他们的树和鱼被传染上“非典”，也闭门谢客了。研究的结果是：最远可去的地方是圆明园。

　　到达圆明园正(南)门时，停车场居然没有车位了，看来这里确实已是围城中人惟一的去处。我们在东南方的长春园宫门找到了停车处，而且是免费停车。园中最热闹的地方是福海，租船处的管理人员说，他们的生意比平日还增加了三成左右，“因为现在就属这儿安全”。

　　我觉得也是，就跳上一条船并准备向困顿在京城中的旅友们推荐一下这儿，因为湖船中的空气确实清新，但当发现空气清新得连消毒水的气味都没有时，就连忙逃了。

　　狡兔三窟

　　无处可逃也无所事事的我呆在家读《史记》，读到《狡兔三窟》时，忽然想起来：“长铗归来乎”虽不可行，但咱们在京城确实还有一去处。

　　那是3年前我在望京新城买下的一处房子，现在租给了一户韩国人。那个小区几乎是清一色的韩国人，前两天的一份官方统计说在北京的境外人士只有8人被感染，其中没有韩国人。

　　望京的房子的租期截止于今年“五一”，现在其实处于自动续约状态。在那儿住对于我是一种奢侈(我的月供全靠从租金收入中出)，但生命和自由都比金钱价更高，于是我打电话要求我的房客在10天内(即5月12日之前)搬出，对方果然对此毫无思想准备。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对方终于答应在5月15日搬出。在剩下的日子里我们却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原来是一种听天由命的等待，希望突然出现后，便越来越担心在美好日子到来之前会突然出现什么不测。

　　紧急撤离

　　但最恐怖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在离搬家的日子还有一周时，一辆120救护车突然在一辆全副武装的警车陪伴下呼啸着开入小区。12号楼的一位老大爷被送入积水潭医院，前来为他家消毒的一位医生很明确地告诉我：疑似病例。

　　小区内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恐慌，大约对此都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只有在这幢楼下开店的张五哥的婆娘站在大院中，冲着那户人家的窗户大骂，骂得实在恶毒，听得大家心里直起毛。

　　我心中起的毛要更长一些，我在想像如果小区因此被隔离的后果：妹妹刚刚找到新工作、还没去上过一天班；我在媒体工作，需要经常外出采访；望京的房子每天近200元的空租损失，而我们还将在这恐怖的地方等待新的恐怖……

　　次日传说病人已转为“确认”，但我却不再忧虑，因为不仅小区，连那幢楼也没有被隔离。但很快另一种恐惧又产生了：病人所住的楼洞也没被隔离，更不可思议的是看到那位被传说患“非典”的老太太居然照样在院子里悠闲地踱着步！

　　让我再次转忧为喜的是，我的房客打来电话：两天后(5月12日)他就可以搬走了。我们立刻开始了撤离团结大院的准备，原来准备在房客搬出后将地板重新打一遍油漆的计划被坚决地取消，我们必须以最快速度撤离！而且负责家居生活版的同事席席告诉我：因为“非典”，多数小区现在都禁止民工进楼装修。

　　另一位韩国同行则告诉我：我的房客之所以突然提前搬出，同样是因为“非典”。担任韩国《东亚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的户主，将在北京读书的女儿、妻子都送回了国，自己则搬入宾馆，因为非典，那里十分空旷而且便宜。

　　后记

　　在我搬离的那天，听说那位“非典”被排除了，确诊为肺结核。但即便是肺结核，好像也是应该隔离的。而“凭证出入”的通知早已贴出，却至今无人执行和遵守。

　　更多的是好消息：人民医院宿舍楼被解除了隔离，医院里的非典病人也被转移了。但仍没有人敢经过那里，正对这医院的卫生部南门也仍然紧闭着(里面就是每天下午4点举行那个全国疫情通报会的地方)。

　　菜场的经营者们被免除了许多税费，但卖菜和买菜的似乎仍没有增加。倒是那位卖鱼的河南人终于回来了。重新有肉吃的“乖乖”仍天天晚上和它妈一道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尽管“禁止溜狗”的通知也已贴出了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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