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老区顶级医院面对非典的两难困境

　　在中国多数县级医疗机构中，有能力进行会诊的如凤毛麟角。他们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不接受病人，有违医德和政策；如果接受，既不能治疗，又谈何责任

　　本报记者 邓妍

　　这次旅程是一个噩梦的开始。

　　28岁的聂春兰和丈夫李河绵一直在北京石景山区锦绣大地农贸市场从事蔬菜贩运生意。在他们的家乡江西省吉安市，这样的农民多不胜数。历经十余载，进京贩菜成为当地农民艳羡的职业。

　　2003年4月25日，李河绵突感身体不适，便独自前往首钢医院看病，结果被诊断为非典型性肺炎。时值“北京要封城”谣言四起，当晚，聂春兰决意踏上了从北京西站开往吉安的1625次列车。5月3日，经专家会诊，聂被诊断为非典临床诊断病例。

　　这是吉安市、也是江西省发现的第一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吉安下辖素有“革命胜地”之称的井冈山市等多个县市。

　　压力陡增

　　据聂春兰向吉安有关部门的叙述，在吉安下火车后，她与姐姐在火车站短暂见面，聂春兰后入住吉安市长途汽车站附近的吉州区西苑旅馆303房间。

　　4月26日18时许，吉安市接到中国疾控中心电话通知，立即组织人员连夜寻找聂春兰；27日6时30分，疲惫的工作人员终于在旅馆将聂一行找到，随即用专车将他们送至定点医院吉安县人民医院隔离观察，直至5月2日发病。

　　此时，聂春兰还怀有身孕。

　　据1999年年末吉安市的统计，农业人口占吉安市内人口比例高达79.7%。由于当地经济发展缓慢，在现有470余万人口中，外出务工人员高达50万人，且多集中在北京和广东等地。

　　4月中旬非典疫情陆续在全国公开后，吉安市委、市政府即召开一系列会议部署全市非典预防工作。但当时上下一直认为潜在危险可能来自毗邻的广东。

　　这种预测一开始得到了验证。江西省首例非典疑似病人叫何灿东，他从广东拉货到上海，4月20日晚11时途径江西上饶时感到身体严重不适，当地医院初步诊断为疑似病例。不过，何的诊断已在5月3日被排除。

　　江西真正的恐慌实际上接二连三地来自北京。这与目前疫情较为严重的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状况基本相同。

　　早在聂春兰等之前，大量在北京丰台区贩菜的吉安农民已经踏上返乡之旅。吉安市政府所在地吉州区下辖的长塘乡素有全村集体在京贩菜的传统。他们听到北京即将“封城”的谣言后，成群结队包下7辆大车，选择公路南下返乡。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吉安市返乡的农民已达到1万余人。

　　传谣辟谣

　　吉安市政府通过当地电视台发布“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冀望市民做北京、广东等地亲属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不要返乡。吉州区下属的一些街道办事处甚至向居民发函告知：若从5月8日之后仍有从北京地返乡亲属，则一人罚款3000元。

　　5月7日，先于聂春兰一天返回吉安县的聂的大女儿李希亦被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例。李年仅6岁半。

　　在紧急寻找聂春兰4月25日所乘1625次列车的其余乘客的同时，江西省又火速开始寻找4月24日105次列车的乘客，这两列车均在江西境内多个车站停靠。

　　谣言在疫情逐渐严重后开始在江西盛行。

　　5月5日晚，吉安城区爆竹四处炸响。因为有人谣传，一位80岁的哑巴开口说话，称5日晚放鞭炮可避邪、防非典。

　　5月7日，上饶市城乡各地流传上饶县茶亭镇白沙村一农户家刚出生的婴儿竟开口说出“绿豆、拜菩萨”等话，说完便又重新“投胎”去转世。传言迅起，一时间，人们纷纷喝起绿豆汤、燃放鞭炮以驱邪。上饶市城区鞭炮声此起彼伏。

　　江西抚州市区及部分乡镇也流传着晚上鸣放鞭炮可防非典的说法。有传言只要喝下绿豆煮鸡蛋，便可拒非典于身外。当地鞭炮、绿豆、鸡蛋旋即被抢购一空。

　　慌乱的局面直至两三天后江西各大新闻媒体紧急刊登辟谣报道后才告终止。

　　薄弱环节

　　《财经时报》从卫生部获得的2001年年末统计数据显示，江西省的每千人人口医院及卫生院床位为1.96张，高于安徽、河南、广西、重庆、贵州；每千人人口医生数为1.26人，高于安徽、河南、贵州；每千人人口护士数为0.86人，高于安徽、河南、重庆、四川、贵州、西藏。一个可以代表目前国内基层医疗机构的普遍水平的例子是，几年前，吉安市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里，呼吸科甚至无人会使用呼吸机。

　　吉安县人民医院的医疗设施是全县最好的。但对于非典这样一种新发疾病，当地的医护力量和全国多数县级基层医疗机构一样，其羸弱的肌体正在经历建国以来最严酷的一次考验。

　　在对聂春兰、李希的病情诊断过程中，进行现场诊治和预防工作的，一直是5月3日由江西省委、省政府派出的以省卫生厅副厅长李利为首的专家指导组，吉安县当地的医护人员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但事后分析，在这个环节中，潜伏着一个也许是基层医疗机构存在的“致命陷阱”。按照卫生部救治非典病人的有关规定，在非典病人的救治中实行的是“接诊医生负责制”，但在中国多数县级医疗机构中，有能力进行会诊的机构如凤毛麟角。他们面临着两难选择的“困境”：如果不接受病人，有违医德和政策；如果接受，既不能治疗，又谈何责任？此外，县级医疗机构出现非典病人，各省多派驻省级医疗团队进行确诊和会诊，省级医疗团队与县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医疗责任实难划分。

　　《财经时报》在调查中，深感忧虑的还有基层的公共卫生防护意识。当吉安市公安部门对与聂春兰在火车站见面的姐姐所居住的麻家村进行隔离时，参与隔离行动的警察无一人戴口罩。防疫人员在聂居住过的西苑旅馆进行消毒后，径直站在隔壁一家牛奶供应公司门前脱除防护服，还有两人在旁边围观。

　　风波再起

　　在连续几天没有新发病例的报告下，吉安市慢慢放松了警惕。但5月12日，江西的目光再次聚向吉安。

　　5月5日零时40分，吉安市下辖新干县潭丘乡党委书记黄福生接到北京顺义区后山峪镇温怡花园碧水源工地包工头的电话。对方急促地告知：潭丘乡在他那里打工的30名民工得知工地发生非典疫情，已逃出隔离区返乡。

　　6日上午9时许，乘坐火车回乡的这批农民工大多进入新干县临时设置的大洋洲园艺场留观区；另外6名农民工中有5名于当日监护到当地定点医院隔离病房，1名被拦截在山东济南天桥区北园街道办事处。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的解释是“他们担心支付不了高额医疗费用”，但新干县30名农民工逃离行动发生前，有关“农民可以免费治疗非典”的通知已经出台。

　　什么原因造成农民工继续选择逃离之路？《财经时报》调查中获知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多数农民工在经历了一天高强度的工作之后，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看报、看电视，他们通常的选择是倒头大睡，他们所获取的有关非典的信息仍然少得可怜。这进一步促使更多的农民工在非典面前选择“逃亡”返乡。

　　吉安——江西的抗非典的战役仍在紧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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