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典日记》上篇：南行惊魂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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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19日 17:45 《财经时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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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行惊魂记 我们惟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罗斯福(讲于1932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时) 本报记者 鲍迪克 虽然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极勇敢的人，但我在4月22日这天下午走入北京火车站时，还是感到了稍许的紧张。一位极力劝阻我在这个时候出差的同事告诉我：有位朋友刚被确认染上“非典”，而她这些天惟一一次外出就是为了买票而去了趟火车站。 加上前一天买票，我已是最近第二次来到火车站。火车站里的人确实比往日少了许多，而我所乘的T31次车(开往杭州)却是出人意料地拥挤，于是，心里真的产生了一丝惧意。 火车上的“平安”夜 (4月22日15：50-4月23日8：00) 但上车后没多久，心情便轻松了下来，因为发现整节车厢内基本都是浙江人。这一良好感觉很快就得到了更乐观的证实。 火车开出一小时后，列车员将那本平时无人问津的“意见簿”挨个递给每个乘客。不是让我们提意见，而是进行健康登记。大家当然十分地配合，而且都特别注意了一下其他乘客的登记地址，于是大家都知道了：原来整个车厢彼此都是同乡。 只有我一个人的登记地址是北京，或者说只有我一个人不是为了回浙江而去浙江的浙江人。以前无数次乘坐这趟列车回浙江时，乘客中总有相当一部分的北京旅游者或公干者。恐惧的确使大多数北京人在这江南莺飞草长的季节放弃了出游的欲望。 而离开北京显然同样是由于恐惧。其实浙江人从来不缺乏勇气，在伊拉克战争同样使国人纷纷打消出游计划时，许多浙江人却在硝烟未熄，甚至战火最炽之时便纷纷假道前往海湾寻找商机。而在计划体制时期，最早最大的一批京城淘金者也是浙江人。 但这一次，他们感受到了真正的恐惧。 此时大家似乎都感到了一种企盼已久的解脱，至少同乡们刚才上车时还被捂得严严实实的脸鼻口已被“解脱”了出来，晚饭过后，已经几乎没有人戴着口罩，纷纷毫无顾忌地交谈了起来。 交谈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非典”，不少人颇自豪地谈起浙江至今仅发现3例病人——这显然也是浙江人在此同车共济时感到安全的原因。其实这些从北京出来的浙江人，其危险性并不会因为浙江人的身份而减少。 但人们在恐惧中总是会下意识地寻找自我“纾缓”的理由，已被恐惧、紧张、愤怒和窒息折磨了许多天的我也一样。这个晚上我和整个车厢都心安理得地睡得十分安宁，其中另一个原因是车厢内的空气是如此清新——虽然是空调车，但每两扇车窗中有一扇整夜地开着。 有些乘客显然对开着窗的夜行列车不很适应，因此夜间偶然传出了一些着凉的咳嗽声，却并未引起什么恐慌；这趟列车破天荒地晚点了20几分钟(据说是在进入河北境内时进行了“某种措施”)，同样也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自以为已经远离恐惧与危险的我们，在当时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和我们这种行为本身便会导致一种怎样的恐惧与危险。 在杭州遭遇“阻击”(站内20分钟) 一夜春雨后的杭州火车站，人流如潮。在人群中，居然还看到一队外地的旅游团，从导游到游客都戴着的小黄帽和白色口罩，在此时此地让我感觉到十分稀奇和古怪。 在站台上拨通了一位在杭州的“死党”的电话。果然不愧是死党，一听出是我的声音，便忙不迭地说出一大堆关怀我的话和在他看来是“生死攸关”的建议来。 但当他得知我已“惊现”杭城时，便立时慌了。我知道他慌了是因为他在电话里说：“你要是来看我，我心里真的慌慌的。”估计是他想起了大学结拜时说的“同年同月同日死”。我则想起了我出发前咱们在北京的另一位死党的告诫：“要是杭州那家伙找借口推脱不肯见你，那就不要勉强。” 只是“杭州这家伙”连借口都没找，真的是坦坦荡荡，推心置腹。从他那里进一步得到的信息则使他得到了我更多的体谅：杭州的三例病人是一家三姐弟，清明节时，他们在全国的六姐弟一起去武汉扫墓，其中的大姐是从北京过去的，现在已被确认······三姐弟所住的小区已被严密隔离，每天由专人定时在隔离线上递进去盒饭，被严禁跨越警戒线的小区居民与居狗们，只能呆在阳台上羡慕猫儿和鼠儿们的自由自在。 小区之外的居民也失去了许多自由。在三例病人被确认后，杭州市政府便下令市内所有的娱乐场所都暂停营业。而此时北京的非典数字已接近了令人恐怖的4位数，而那些地方的娱乐场所仍然令人恐怖地开着张。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人民”来说，生命绝对比暂时的自由更可贵。 宁波：于无声处听惊雷 (4月23日8：20-4月23日1530) 杭州的“遭遇”反而使我对这座城市和自己家乡充满了安全感。没有出站，我便踏上了8：20开往宁波的城际列车。 如果说从北京到杭州的火车上的轻松是一种如释重负，那么，在这趟省内线路上感觉到的则完全是一种自然的轻松。几乎没有看到任何非典型性的迹象，没有人戴口罩，熟悉或不熟悉的人轻松地交谈着。“非典”在此时此地所显示出的最大影响只体现在乘客们的话题上，却也是一种轻松的话题，便如不久前的“伊战”以及更早时的“两会”。 想起两周前在做关于非典对旅游的影响报道时，宁波是我采访的城市中惟一出游人数居然还有增长的地方。宁波国旅的一位朋友解释说，是“因为宁波人什么都不怕”，她说的好像是真的，因为我在打电话告诉她我正在前往宁波的途中时，她居然还很高兴地请我去他们旅行社坐坐。 10：20，走出宁波火车站。做过导游的工作经历，使我在最近3年内已走完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我可以肯定地说，宁波发展和变化是其中最快的。但这座城市在我别离后的一年中的变化还是让我吃惊。在出租车中我看着路上熙熙攘攘未见任何异样的人们，心中由衷地祈愿，“非典”和它的恐怖千万别降临到这座如此宁静和充满生机的城市。 但几乎是一个晴空霹雳从从出租车的对讲机中突然传出：公司通知正在路上的出租车立刻开回停车场消毒，宁波刚刚发现一例非典病人！ 刚才还与我轻松闲聊的司机的神态立时僵硬起来，同时僵硬的还有他的开车动作，因此我开始与他同样恐怖。几分钟后那位旅行社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经理通知他们要开一个紧急会议，叫我下午再去她那儿。 我来到市内一家宾馆用午餐，餐厅的主管告诉我：从今天起，饭店已开始出现会务团体取消的现象(此时她还不知道非典惊现宁波的事，我也不忍心告诉她)。 午饭后，我再次给旅行社打电话时，那头说他们还在开会，叫我别去了。于是我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会了。 没多久，原来定好在次日接待我采访的新昌县旅游局通知我，全县各部门刚刚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停止各种访问接待活动。这本是我此次南下主要公干，但对此变化已有心里准备，只是我在想：仅仅是几天，甚至几小时前，杭州、宁波、新昌等还是多么祥和啊，此后一切都要改变了。 我突然又想起了老家舟山和住在那里的母亲，没想到她一听说我已到了宁波(舟山与宁波仅一水之隔)，便紧张地告诉我：千万别回家，从北京回来的人一到舟山就会被隔离到一些小岛上去！ 我打了个寒战，因为我差点打算悄悄回家给母亲一个惊喜。于是，道了声“保重”后，我踏上了北返的汽车。 惊魂3000里：宁波—上海—北京 我踏上的是开往上海的高速大巴。 车上大约坐了一半的乘客，应该比平时少了一些。乘务员向大家分发“健康登记表”，我发现表格的背面是前一个班次的一位乘客的登记表，原来汽车公司昨天才接到要求乘客填表的通知，仓猝之中居然连表格的印制数量都不够，只能两面用。多数乘客显然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东东，我第一个填完后，便指导其他人填写，然后就发现自己这种“过来人”的身份引起了一些恐慌，身边的人开始躲避起我来。 车上的乘客不是浙江就是上海人。上海只发现两例非典病人。京沪及其辐射区域的巨大疫情反差，特别是两市的市民和政府机构在灾情中所表现出的巨大的素质反差，很明显地让人感受到上海这座自走向共和之初便已超越北京的城市，已拥有了一个远远超过后者的未来。 可惜比美妙的未来更紧迫的是现实——因为工作，我得立刻赶回北京，这会该轮到我自己感到恐惧了。除了北京本身，还有从上海回北京也将是一次充满危险的旅程：这时候应该不会有南方人去北京了，那么同路的应该都是回北京的北京人······ 4月25日早上8点，我踏上开往北京的大巴车。 我惊奇地发现整辆车上只有我一位乘客，此外便是两位司机，一位乘务员。他们也很惊奇，不是因为车上只有一位乘客，而是居然还有一位乘客。 司机告诉我，最近几趟车都是空车返回北京的，车子从北京出来时则基本都是满员。司机没有按规定戴上口罩，好像也忘了要我填健康登记表，却为漫长的旅途中有了一位聊天的伴很是高兴。我也很高兴，因为空荡荡的车不但舒适，而且十分安全。 然后我便知道自己又一次高兴得太早了。我看到乘务员不断把公司发来的短信读给司机听，主要是说某某路段堵车，好几次都是因为发生交通事故。 “怎么有那么多交通事故呢？” “一天到晚提心吊胆防非典，老戴着口罩喘不过气来，还没地方吃饭，能不出事故吗？” 没地方吃饭？难道高速公路旁的服务区的餐厅也像北京的那些餐馆一样都关了？这时刚好经过一处服务区，我看到餐厅的生意正兴隆着呢。 “那是外地车，你把北京车开进去试试看﹖”司机然后告诉我：一路上敢接受北京车的餐厅越来越少，从北京开出来的车根本无一家敢接受，一路上全靠自带食品。 我们靠着公司发来的短信指点，好不容易在苏北某小站找到了吃午饭的地方。司机说，进入山东后，想找吃晚饭的地方就更难了，进河北后就更甭想了。 进入山东后，我们首先遇到的却是车祸。在临沂段，看到大约十几辆车撞在一起，有些车翻到了沟里，都是货车。死伤的司机都没看到，交警在拖车，最后才去碰北京牌照的车子，一些农民则钻过铁丝网偷也可以算是抢货车上的东西，包括那辆北京车。 一路上只见北上的车子越来越少，南下的则越来越多。过了天津后，几乎只看到我们一辆车子向北京开，从北京开出的则几乎接成了长龙，虽然此时已是凌晨时分。我再次恐惧起来，但这次恐惧不是为了自己。 司机说他们上次出来时，河北的收费站强行阻止他们入境，后来是公司通过交通部直接交涉才得以放行。在离北京只有20几公里时，我们再次遇到车祸，三辆准备进京的车翻入沟内，等待中，收到公司发来的最后一则短信：“北京封城，从卢沟桥走。” 这是客运公司在这趟艰险的旅程即将结束时，送给司机的一个轻松的幽默。 车上没人能轻松起来，无论是我还是他们，都将面临更多的艰巨和危险。 转载或引用务请标明《财经时报》 本站网址：www.caijingshi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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