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医护人员SARS高感染率真相

　　本报记者陈楫宝

　　北京报道

　　8名患者入住302医院

　　5月6日，32岁的秦恩强走出SARS防治病区，脱下厚厚的防护服，还没有来得及回到家里与亲人告别，旋即被拉到北京郊区的九华山庄进行为期两周的“休整”。

　　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以下简称“302医院”)传染病一科的主治医师。此次与他一同被拉到九华山庄进行“休整”的还有30多位302医院的同事。

　　“像我们这些整天战斗在SARS病区的，你们与我们接触似乎很担心，其实哪有那么可怕啊！”5月8日，这位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的硕士生爽朗地对记者笑起来。

　　这样的笑声，在整个3月，却被凝重的氛围淹没。302医院，是接诊北京首例输入性SARS患者的医院，在北京还没有被SARS的恐慌完全击中之前，他们就在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紧张战斗。

　　3月5日上午，全军最著名的传染病医院——302医院，突然接到兄弟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以下简称“301医院”)的紧急电话，称此前一天来该院急诊室观察的山西三患者病情“怪异”，怀疑是“非典型肺炎”，需要转到302医院医治。

　　山西患者即是此前外界广为传布的于某，一个年仅27岁的山西女商人。她后来被确认为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

　　据秦恩强的同事、同为302医院传染病一科主治医师姜天俊回忆，3月5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三名患者转运到医院，“两名用平车推着，1名被搀扶着，看样子病情都相当危重。”

　　这三名患者即女商人于某、于某父亲和母亲李某，其父母年龄均50出头。于某是常年在太原一家商场包租柜台做珠宝买卖的女商人。2月下旬，她在广东进货时，发烧胸闷。当时于某没有在意自己的病情，回太原后与家人相处一起。但不幸的是，与她密切接触的家人相继倒下。

　　3月8日，于某的弟弟、弟媳妇、于某丈夫等另外5人也同时住进了302医院。

　　一场灾难降临到北京白衣战士头上。

　　一条传染链

　　最先倒下的是302医院传染病一科主任赵敏。

　　3月6日，于某的父亲病情突然恶化。医护人员经过缜密研究，制定出初步治疗方案。决定切开气管插管输氧，实行有创给氧治疗。

　　切气管、插管、强制给氧，意味着面对面近距离接触。后来这被证实是医护人员感染最严重的传播途径之一。但是，包括传染病一科主任赵敏、二病区主任叶文华及主治医师秦恩强、姜天俊等在内的众多医护人员，没有退缩。

　　3月7日晚8点多，该院医务部向已经退休在家74岁高龄的姜素椿教授求援。当晚，在姜教授率领下，进行了全力组织抢救，6名医生轮番给病人做心脏按摩，虽经1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终因这位患者年事已高、病情过重而死亡。

　　同样的抢救情景出现在3月11日抢救于某母亲李某身上，李某最终不治身亡。

　　3月11日，刚从抢救病房出来的传染病一科主任赵敏，出现高热，伴头痛和全身酸痛，拍片、血象检查：白细胞不高，胸片异常——证实已感染了非典。

　　同一天，实习护士小王、小刘相继被感染。3月12日，传染病二病区主任叶文华也倒下，3月13日，主治医师秦恩强倒下，14日，姜素椿教授被感染。

　　据本报调查，在收治北京第一例SARS病人期间，302医院前后包括丁幼红、李林青、谢小健、张瑞新、李媛和许红新等护士在内共15位工作人员被感染。

　　此后一个月之内，302医院传染病SARS一病区、二病区的40余名医护人员中，有30多位感染或疑似感染。

　　“今天倒下了一个，第二天又倒了一个，头一天还带着我给患者治疗，第二天却成为患者，我很心酸。”302医院传染病二区进修生、来自湖北宜昌中心医院的33岁医师覃慧敏说。倒下的人中有参加插管的麻醉医生，有负责气管切开的外科医生，有担负隔离区护理的护士，就连到病房收集标本的临时工也未能幸免。

　　据该院医务部确认，目前感染SARS的医护人员有22例。

　　庆幸的是，302医院所有感染的医护人员，病情无一进一步恶化，目前均已痊愈出院。

　　本报记者调查得知，301医院在最先收治山西于某进入急诊室观察时，有数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出现症状时间在302医护人员之后。

　　此后，将于某转到302医院不久，301医院肝外科也收治了一位肝胆病人，入院后表现出SARS的症状，转到解放军309医院后不治身亡。301医院肝胆病房有两位医生、三位护士也被传染此病，肝胆病房一度被迫关闭。

　　从北京302医院治疗肝硬化回津的王某，4月14日被天津市传染病医院收治，被确诊为天津首例非典患者。

　　302医院的情景，在北京其他医院先后上演。

　　另一条传染链

　　3月15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疑似SARS患者(后来被称为北京“毒王”)，该名李姓患者年过70岁，从香港探亲回家。

　　由于最初并不清楚SARS病情，医院没有采取相应严格措施，结果造成该院大量医护人员感染。

　　随着其他SARS患者不断涌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至4月23日医护人员感染人数达到80个。4月24日，整个医院被隔离。5月13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不幸殉职。

　　3月17日，香港SARS患者李某被转至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寻求中西医综合治疗，结果在该院又造成大面积污染。一周之内，东直门医院包括急诊科主任刘清泉在内的11位参与过救治的医护人员，全部感染SARS，其中急诊科医生段力军和另一名护士不幸殉职。李某因年事已高，病情过于严重，也在3月20日不治身亡。

　　感染源开始向外扩展。4月上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退休教授曹某在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看病，随后感染，并不治身亡。旋即包括曹教授本人的亲属、曹教授的儿媳妇的同事、曹家的邻居等在内传染链条扩展，从4月9日到5月6日为止，中央财经大学一共出现19例确诊和疑似病人。

　　随即，SARS击中北大附属第三医院。

　　在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看完病后，曹教授又到北大附属第三医院求治，同样由于缺乏对SARS病症的了解(此时卫生部临床诊断标准尚未出台)，被误诊为普通高烧者，又造成该院部分医务人员感染。

　　感染继续扩大

　　随着医护人员感染日趋严重，有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应急对策，决定北大医院(原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时收治北京受感染的医务人员，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继续负责接收社会患者，北京协和医院接受司局级以上干部患者，直到4月下旬北京市开辟定点非典医院后，上述医院的SARS患者才陆续被转移安置。

　　其间，感染继续。4月12日，河南遂平县在北大第一附属医院做临时护工的贺某乘火车从北京返回老家，上述医院的SARS患者被确诊患有SARS。

　　3月下旬，东直门医院和北大附属人民医院部分受感染的医护人员，转到北京地坛医院治疗，造成那里的医护人员也被感染。截至5月12日，北京地坛医院，有5位医护人员感染。

　　北京佑安医院医护人员的感染，则与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相关。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回忆，3月12日，他们接到租住在北京市东郊的大黄庄，一位50多岁的山西患者急救电话，他们就紧急把该患者送到北京佑安医院。此人就是到北京为于某四处张罗医院的亲戚。目前，佑安医院至少有12名医护人员遭感染。

　　之后，北京德外医院至少有2名医护人员感染，北京朝阳医院至少有5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武警北京总队医院28岁的内二科主治医师李晓红3月30日被感染SARS，4月15日不幸殉职。

　　5月6日，北京首次发布SARS疫情分析，该分析认为，截至到5月6日，北京确诊SARS患者1897例中，其中医护人员感染有335人，约占18%，居感染人数类别的首位。截至5月8日，该项数字则为370人，仍为首位。

　　医务人员缘何最受伤

　　白衣战士，为什么最容易被击倒？

　　5月9日上午，在北京市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举行的第五次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赴朝就此回答称，医护人员感染比较多，有三大原因：第一，医务人员和患者接触的最早；第二，他们和患者接触的距离最近；第三，医务人员和患者接触的频率最高。

　　对于蔡所言“距离最近”、“频率最高”，302医院进修生覃慧敏感触颇深：长期与“非典”重症病人近距离接触，有时病人呼吸道的分泌物太多，太急，传染力很强，有的医师要脸对脸为病人进行支纤镜吸痰，保持病人气道通畅，还要长时间留在病人床边观察病情，调整呼吸机参数，根据病情调整用药。

　　对于“接触最早”，业界则对有关部门处理模式有不同意见。“如果我们提前获取了广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秦恩强说，非典对于北京而言是突如其来的，许多东西都来不及准备。

　　在采访中，一些医护人员表示，信息不通畅应该列为第一大因素。

　　他们说，由于信息的不通畅，导致对非典缺乏科学的认识。开始很多医院将SARS当成普通高烧病人治疗，医护人员没有采取严格保护措施。

　　北京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也称，他们在3月5日将于某等SARS患者从301医院转运到302医院时，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幸而他们没有因此感染。

　　由于对SARS本身致死的凶残性缺乏科学了解，当重症患者出现死亡后，包括医护人员，尤其是临时护工们，增添了更大恐惧，从而导致临时护工短缺，增加了医护人员劳动强度。

　　在302医院，当3月7日于某父亲不治身亡时，尤其是，3月11日医护人员首次出现感染后，2月20日前来准备进修半年的30余名进修生，近半数人纷纷以各种名义选择离开了。

　　这样的情景一度出现在北京很多医院，许多临时护工(如清洁卫生、送餐员等)临阵逃脱，以至于出现“把月薪从350元增长到4000元也招不到一个护理工”怪现象。医护人员只好临时挑担，超负荷运转，疲劳之极，免疫力下降就可想而知了。

　　记者从北京市监察局了解到，抗击非典以来，北京市有15名医务工作者在防治非典工作中因擅离职守、临危退缩受到不同处理。

　　深层问题

　　“卫生管理部门应该深思。”5月14日，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元华对直言不讳说，这是卫生管理体制，长期重医不重防，造成传染机构长期不健全密切相关。

　　蔡元华说，呼吸道传染病很长时间没有爆发过，过去主要也是以流感为主。并且，国家卫生体系以国有为主，而国有资本对预防投入比较低，因此造成不仅综合医院硬件和软件建设，缺乏应急能力，即使专科传染病医院，也存在这些问题。

　　比如，在北京某中等规模的综合医院里，传染病主要设在大内科的呼吸内科。这些科室主要针对于在肝病患者，乙肝患者是许多综合医院传染科室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肝病尤其是乙肝属于慢性病，不能企望“药到病除”，因此前来求治的也不是“门庭若市”，自然影响到收益。“我们在医院地位不高”。北京一综合医院呼吸科副主任抱怨说。

　　不受重视，再加上医院管理者短视，就影响医院对该科硬件和软件的投入。诊断治疗和护理SARS这类呼吸系统急症需要经验丰富、有专业特长的临床专科医生和护士，还需要呼吸机(有创及无创)、血氧监护仪、床头X光机等专用设备，而这些都严重不足。

　　据记者从各医院了解，在一些综合医院，由于床位和专业医护人员不够，SARS患者急剧增加时，只好把心脏科、外科等医务人员急征过来。

　　4月30日，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举行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王岐山说，在北京，现在的注册医生有32000人，有正规资格的护士34000多人，但真正熟悉呼吸疾病的医生和护士不到3000人。占总数的4.3%。

　　王岐山承认：“对于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从医护，包括医疗，包括医院的基础设施，方方面面都是跟不上的。”

　　亡羊补牢

　　情况在4月20日后，发生了改变。这天，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

　　之后，人们看得到的数字是，医护人员感染率在降低。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蔡赴朝前不久对外公布疫情分析：统计数据表明，从4月21日到5月1日，这段期间医务人员当日确诊的发病人数，日均保持在两位数，每天平均是15.81人。从5月2日开始到5月8日，整整一周时间，这一周每天直接确诊的医务人员感染数已经降到个位数，平均每天6.3人。

　　“虽然如果按职业来划分，确诊的非典患者总人数，医务人员还占首位。但是如果按照当日直接确诊的患者人数来看，医务人员的比例已经呈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蔡赴朝说，5月7日、8日，医务人员当日直接确诊的人数都是4个人。

　　“我们在19个定点非典医院督查时，连续三天没有发现一例医务人员感染。”5月8日，卫生部非典防治领导小组第九工作组一工作人员证实，现在发生的一些医护人员感染，主要还是一些中小型综合性医院，包括一些发热门诊。

　　亡羊补牢。5月6日，北京将此前全市设立的123家医院发热门诊进行了整顿规范，保留了63家条件较好的医院发热门诊。此前，北京市曾经规定，该市所有二级以上医院都须设立发热门诊。但不尽如意的是，不少发热门诊出现了交叉感染，成为感染源。

　　在此次整顿中，北京要求：首先针对发热门诊存在的隐患和问题，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发热门诊管理的规定》，明确工作标准，要求发热门诊做到“三避免”，“三合格”，即避免普通发热病人与“非典”病人交叉感染、避免留观人员的相互感染、避免“非典”病人对医护人员的感染；硬件(隔离条件)合格、软件(医护人员)合格、工作流程合格。其次对不符合要求的发热门诊进行停诊整顿，并根据人口、区域、就诊半径、就医流量等因素调整了医院布局。

　　5月8日，北京首次公布了16家定点非典医院。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韩德民表示，今后，北京市其它医院收治的确诊“非典”病人都将转运到这些定点医院。

　　韩德民表示，北京市如此迅速地进行战略调整，主要就是不断扩大定点医院范围，而且征用三级甲等医院，把一些重症患者转向具有抢救重患能力的大型综合医院。

　　包括投巨资建设的小汤山医院在内，目前北京市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实际开放床位2300张，正在使用的床位数为1900张，近期还可以开发出1200张床位投入使用，预计北京收治“非典”患者的床位总数可达到3500张。

　　5月13日，在北京市防非联合工作小组第6次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张茅表示，“通过这些有力措施，不仅确保收治的完成，还能够使我们在切断传染源、提高医疗救治质量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目前，北京SARS发病例已显著下降。15日10时至16日10时，北京新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2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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