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火煮熟了西方的肉

　　最近看了一些关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书籍，觉得最畅快淋漓的是张西平为徐海松著《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写的序，当然，这篇“总序”也适用于东方版“大航海时代”丛书的其他几本书。“在远古时代，东西双方在对方的眼中都是一个梦，一个神话。”并且，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半人半神。以《马可·波罗游记》名世的那位威尼斯人被人怀疑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因为说他当过扬州的父母官，却只字未提孔夫子。“世界近代化的曙光是在碧蓝的大海上升起的，”张西平先生的妙笔让哥伦布这个“见了女人就追”的人 拉开世界近代化的序幕。结果他老兄只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并没有到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人”是另一个意大利人利玛窦，“这只‘红刺猬’的东渡使东西方哲学、宗教思想真正相遇，从而使双方的思想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教的“适应策略”也罢，基督教和儒学“相合”的路线也罢，反正是“东方文化，中国精神，成为瓦解西欧中世纪城堡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借东方之火煮熟了自己的肉，而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却要在多少年后才开展。今天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又重新回到1500年-1800年这个起点上”。

　　沈定平先生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1年6月版)的自序中说：“不同文化系统之间通过横向的扩展和传播、冲撞与融合，给原有传统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表现出文化系统的开放与兼容性”今天看来愈益重要，而明清之际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就属于这类“文化形式”。欧洲启蒙思想家通过耶稣会士“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德国人莱布尼茨则称“这是一次相互的启蒙”。蒙古成吉思汗的西征使东西方交流畅通无阻，“在散播和扩大人们的思想以及刺激他们的想象力上，它所起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时整个亚洲和西欧享受了一种公开的交往；所有的道路暂时都畅通了，各国的代表都出现在咯喇和林的宫廷上。”(见沈著第一章第五节)仍然是史家笔下的马可·波罗，“他完全以一种世俗的倾慕的神情，来谈论中国财富的充裕、物产的丰饶、工商业的发达、建筑的华丽、人民生活的舒适。”张国刚教授在为自己和学生共同写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作“前言”时说：“中国知识在欧洲日益膨胀，使孔子哲学与华夏文化成为西方教俗世界热烈讨论的话题。汉学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了。”汉学是跨文化对话，我们要从“中西文化关系的角度来讨论西方汉学”。

　　法国学者维吉尔·毕诺著《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5月)的中文译者耿升在“译者的话”里说，17-18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可能比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大。中国的重农主义、文官制度、修史传统、伦理道德、治国之术，以及“多种文化派别的并存与争鸣”、哲学思想论战都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毕诺的说法，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人的“中国热”才转取批评的态度。19世纪以后的情况大家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再抄书了。我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兴趣有时来自搜罗旧书。比如一本火柴盒大小的《圣母日诵》(1913年上海土山湾印)告诉我这个文本是传教士利类思在康熙15年时翻译的，民国初年还在印行。我在当代学者的著作里却找不到材料了解《圣经》之类的读物较早译本的付梓过程。望博览者有教于我，这是我写此文的一点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