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是个安全的年份，距大跃进及文革还远，因此，民风纯朴，世道悠然。否则，像王肯的《1956鄂伦春手记》这种私人笔记，必然免不了要在开首来两句主席语录，并在内中嵌些人定胜天之类的豪言壮语。王肯当年是一个青年教师，受组织委派，深入大兴安岭，去调查鄂伦春人的生活状态。调查的正品是报告，如今它们不知躺在哪个资料库里。笔记本来是毛坯，在今天，反而因其真切而私秘，格外吸引着我们的目光。
应该说，王肯是幸运的，因为他目睹过相对完整的鄂伦春文化，而我们则少有这样的机会了。一个原本封闭而自足的民族，一旦打开山门，接受外界的帮助，他们就无可避免地要失去作为一个民族的一些基本特性。由此，先进、舒适、文明，这些很阳光的词，会把他们像雪一样纯粹的民族特质慢慢融化掉。民歌、故事、服饰、饮食……当它们不再鲜活，不再由具体生命来承载，而是变成了书，变成了传说，这就是一个民族文化消解的开始吧。
为什么这种消解会让我们惋惜？哪怕是鄂伦春这种一般而言不太高级的文化？也许，你会联想到旅游，的确，有一些民族的文化，正在成为旅游资源，在开发中得到表演的机会。但谁有资格仅为满足自己的观光欲，就让他们还和从前一样，居无定所，四处游猎，披兽皮，食生肉……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多少悲叹的泪横飞，却依然挡不住他们走下高山和走出丛林的脚步。鄂伦春人定居在白银纳村时，有一位84位的老婆婆，坚决不住房子，她在屋前搭了一个“撮罗子”(即木杆窝棚)自己住。她担心房子的盖会掉下来，担心门窗紧闭会憋死人。“看不到天，人还怎么活？”这是最微弱的反抗，甚至激不起同族人的回声，旁人更是把她的举动当成一个茶余饭后的乐子。没有人知道她内心深处的恐慌，那应该是一种文化被连根拔起时的疼痛，但又是一种植物般的疼痛，未及流血，悄然枯萎，杳无声息。
鄂伦春人的婚配一直由父母包办，1928年，曾有八对男女约好了，一起逃到山里，自由婚配，自主生活。可临到上山时，一个女子被家人拖住了，所以逃到山上的只有七对半。那个没走成的女人这样唱道：“我的亲人哪／你慢慢翻过山顶／回头看看吧／呼玛河畔红光闪闪／不是映山红也不是篝火／是你妹妹的红色头巾／向你不停地抖动啊……”后来，那些年轻人都被官兵捉住了，因为怕引发暴动，他们都被押上了刑场，他们对着枪口这样唱：“活了二十年，自主三十天，死也心甘了！射吧，射吧……”我愿意把这个故事，看成一种悲剧性暗示，因此，我格外珍视1956年凝望鄂伦春的温暖目光，它热切、真诚，透射出人本的光辉。(元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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