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卡利亚·拉西姆：未知的妥协

　　本报记者 覃里雯 北京报道

　　路线图

　　问：人们都非常关注目前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路线图，它是否已经被双方接受？

　　答：不是的。路线图是在2002年12月，在经过巴以同意的一些改动后，提交给相关各方的。美国允诺将致力于实现这一路线图，并且直到目前也不打算改动路线图。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路线图，但是现在以色列方面仍然拒绝接受。

　　以色列威胁要再次改变路线图，为什么？如果以色列真的打算在地区寻求和平，它就应该接受与巴勒斯坦共存的选择。以色列并不想要和平。我们请求美国以及相关各方努力合作，促成路线图的兑现。

　　问：以色列总理沙龙最近说：“最终，我们会有一个巴勒斯坦国。”你认为他是认真的吗？

　　答：当然，根据路线图，这个巴勒斯坦国将在2005年宣布建立。但是相关各方应该从现在就开始为此努力，在巴勒斯坦国建立之前，还有好几个问题需要解决和落实。我们为此呼吁，各方为实现路线图抓紧时间，紧密合作。

　　问：那么，你怎么看沙龙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他在成为以色列总理前曾是一个强硬的鹰派人物，你是否认为他在过去这些年中有所改变？

　　答：不幸的是，没有，我们仍然面对着一个鹰派人物，一个实际上不想为和平作出努力的以色列领导人。美国人声称，他们希望在阿巴斯建立巴勒斯坦内阁后实现路线图，而沙龙尽其所能地在美国所宣布的各种措施上设置障碍，所以他实际上正在违背美国的意愿。

　　因此，我们希望看到美国政府此番的诚意。如果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就不该再接受任何针对路线图的改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他们才算是言行一致。

　　我们希望他们是真诚的，我们希望和平。和平是一种战略的选择，它将为整个地区带来繁荣和安全。

　　问：那么，你如何看待美国在过去55年中在巴以问题中的作用？

　　答：我们都知道，他们一直在用各种办法支持以色列。但是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当下，而非历史。在过去，我们用武器战斗，现在，我们采取政治手段。我们坚持走政治的和平路线，希望能与以色列合作，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美国人说，他们将支持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旁边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国家。我们希望如此，并将在接下来的过程中看出他们的诚意达到什么程度。直到今天，我们一直都声明这一点——政治解决，这对相关各方都有利。如果这样行不通，巴勒斯坦将召开自己的会议，决定新的解决办法。

　　我们希望美国说服以色列，或者向以色列施加压力，来接受中东和平进程，让以军撤出巴勒斯坦领土，并且根据联合国194号协议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问：在中东和平谈判中，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政策之间有何不同？

　　答：你知道，两者都遵循的是美国的全球利益。驱动他们的是利益，而不是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美国的参与，正好相反，我们鼓励鲍威尔访问该地区，协调各方差异。这是很重要的。领导人

　　问：能否谈谈你个人？你在哪里出生？

　　答：我在雅法出生，那是最大的阿拉伯城市。我出生于1948年5月，在我出生之前，那里曾是巴勒斯坦领土，由英国人统治。也在那个时候，美英两国支持犹太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中部，建立了以色列国。

　　所以，当我们今天接受现状，同意在1967年被以色列夺取的加沙西岸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时，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只是过去巴勒斯坦国的一小部分，是巴勒斯坦原有面积的28%而已。我们不能再退步了。

　　问：那么你是在以色列长大的？

　　答：不，不。当时的很多巴勒斯坦人，包括我的父母，拒绝在以色列居住。他们迁居到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现在，在阿拉伯各国中的巴勒斯坦难民超过了400万。联合国为此做出194号决议，旨在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美国也曾一直督促这一决议的实施。

　　问：六五战争爆发时，你在哪里？

　　答：我在叙利亚，和阿拉法特在一起。随后，我们在约旦建立了军事基地。在1970年和1971年之后，我们去了黎巴嫩。以军在1981年到1982年间入侵了黎巴嫩，我们到了突尼斯。在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巴勒斯坦当局和领土得到了承认，我担任巴勒斯坦内政部副部长，直至我来到中国。

　　问：这么说，你和阿拉法特工作了很长时间？

　　答：从一开始就和他一起工作，那是1964年。所以，我深悉他的为人。我知道他真诚、自信，言出必行。当他说想要和平时，他确实就是在寻求和平。当他说和平是战略的选择时，它确实就是战略的选择。我知道他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巴勒斯坦领袖。

　　问：那么你对新任总理阿巴斯怎么看？

　　答：他是阿拉法特的老朋友和老同志。他聪明、灵活，而且像阿拉法特一样致力于巴以和平进程。我希望他能够跨越一切障碍获得成功。

　　问：可是，一个巴勒斯坦领导人是否应当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

　　答：为什么不？如果不这样，他就会成为外国势力的玩偶。不，不！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的人民，我们随时会为所需要奋斗的东西而回到革命中去。

　　以色列人要求和平，我们双手奉上。我们给以色列很好的机会谈和，但是我们随时准备着，为最终结果做好准备。

　　问：在与阿拉法特共事的这些年里，你是否记得与以色列有过相对友好的时候？

　　答：你知道，一切都在发展。从我们发动革命第一天起，我们就在寻求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我们相信，现在是独立的最佳时机。特别是，在建国问题上我们获得了许多国家的支持和同意。而在60年代，只有中国、南斯拉夫和一些阿拉伯国家承认我们。

　　现在我们几乎得到了全世界的支持，包括英美法在内。我们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能够一起说服相关各方严肃对待此事，实现路线图。我一直在请求中国政府再次派遣中东特使王世杰前往该地，传达中国的立场，协调各方意见。由于这些年与中国的完全友好的交往，我们信任中国，知道中国愿意为该地区的和平工作。

　　问：我想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在1967和1978年的数次中东战争中，阿拉法特主要做了些什么？

　　答：1967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不幸被以色列击败。我们决定自己继续武装战斗。阿拉法特亲自渗透到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在以军占领的西岸地区建立了总部。当然，他还组织策划了所有的平民组织和所有军事行动。以色列差一点抓获了他，在1967年10月到11月间，他离开西岸地区，回到叙利亚大马士革。

　　1968年，他到了约旦，继续领导战斗。他在一个叫卡拉马的小城建立了总部。那年3月21日，以色列军队袭击了卡拉马及其邻近地区。他们企图摧毁巴勒斯坦武装力量，但是没有成功。他们带着死者和受挫的攻击计划打道回府，而我们坚持下来，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失败了。

　　在卡拉马之后，一个新的阿拉伯世界出现了。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加入了我们，包括当时的一位科威特王子，现在科威特信息部长阿赫马德的父亲。还有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黎巴嫩……阿拉法特领导他们作战。在这些战斗中，他开始获得东西方领导人的尊敬。

　　1974年，阿拉法特前往联合国发表演讲，他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声明，第一次谈到了和平。因此，我们今天在2003年所做的一切，事实上在1974年就已经提出了。由于以色列的多变，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时间。

　　问：你是否曾对自己满意过？

　　答：事实上，在奥斯陆协议签订后，1994年，巴勒斯坦领导人回到巴勒斯坦之时，我曾满意过，非常高兴和满意。

　　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希望以色列能够继续合作，实现奥斯陆协议。但是你知道，那些狂热分子杀死了拉宾总理。从那以后，没有一个以色列总理敢于走向和平。这证明以色列领导人没有足够强的性格，而我们的领导人就不害怕与本国反对派对立，敢于寻求和平。

　　我从不疲倦，从不。正好相反，我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贡献更多。我相信，我所有的同代人都同样感到这一点。是的，我们会一直这样工作下去，直到巴勒斯坦独立。如果我们到时还活着，就会申请退休。至于2005年巴勒斯坦是否能够独立，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这次会一直坚持下去。阿拉伯世界

　　问：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也十分关注。我们知道，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任期间提出了泛阿拉伯主义，非常成功地团结了阿拉伯各国。你是否认为一切已经改变？是否还会有像他那样的人，再次将阿拉伯世界凝聚在一起？

　　答：伟人出现时，一切都是好的。尽管难免有错误，但是错误相对而言只是小事，一切都会好起来，在整个世界眼中，(阿拉伯)民族获得了意义。这就是纳赛尔时期的阿拉伯世界。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现在仍为阿拉伯世界所需。

　　时代不同了，非常不同了。关于这个不同，你可以说得很多。

　　问：你对沙特王子阿卜杜拉怎么看呢？

　　答：他是个很好的人。他支持巴勒斯坦，在贝鲁特召开的阿拉伯峰会上，是他提交了和平建议，他成功了。建议被阿拉伯各国接受。

　　他一直希望阿拉伯国家从外国军队占领下解脱，在这点上我们支持他。

　　问：还会出现一个纳赛尔吗？

　　答：永远不会再有纳赛尔了。新的人将是他自己，而不是新的纳赛尔。

　　在纳赛尔时代，我们的思想也不同。我们是为恢复整个巴勒斯坦领土而战，现在我们只能要求相当于原先大约28%的领土。这不是胜利，而是妥协。

　　在纳赛尔时代，他可以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他可以支持阿尔及利亚解放起义；他几乎支持了所有非洲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运动。

　　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我们希望阿拉伯政府领袖们宣扬、接受和坚守泛阿拉伯主义，并致力于将这一有益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正确理念变为事实。同时，我们还希望各国间能加深合作，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在教育、社会等各方面加深合作。

　　阿拉伯世界共享一种语言、一个历史，几乎一直受同一政权统治。它们有足够多的共同特性，可以组成一个合众国。不幸的是，在1917年，英法两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阿拉伯世界分割成块；不幸的是，他们不能自己联合起来。现在，美国的战争正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正如它在阿富汗和其他地区所做的一样。

　　最后，不幸的是，美国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大国。中、法、德、俄……美国人说自己是当世之霸，睥睨群雄。

　　问：难道不是吗？

　　答：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们将会意识到自己错了。世界不是绵羊，而是由有民族思想和民族抱负的人组成的。

　　但是，作为巴勒斯坦人，我们准备与美国政府合作解决巴以冲突，那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说了要支持巴勒斯坦国的建立，而我们相信他们是认真的。

　　我们希望在此之后，美国能像对待阿拉伯地区各国一样对待以色列。此次伊拉克战争以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但是他们进入了伊拉克，一无所获。而对以色列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则不置一词。如果他们能够平等对待各国，各国也会看到美国确实转向了公平，转向为地区人民寻求真正的稳定和安全。我们衷心希望如此。

　　问：你说，这是妥协，而不是胜利。究竟是从什么时候，阿拉法特，还有你本人，接受了这样一个妥协？

　　答：两方面的变化促成了我们的改变。1974年的战争后，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决定接受和平解决方式。在1988年到1996年间，我们进行了“因地发打”运动，我们将运动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筹码，以要求和平。

　　当时，在欧洲也召开了很多重要的会议，现任美国总统的父亲，老布什总统，谈到了和平。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接受这一点，于是，1993年9月，巴以双方在克林顿总统和俄国外长面前签署了奥斯陆协议。

　　问：1974年，你是否曾觉得难以接受妥协？

　　答：不，不。我们很现实，也很灵活。我们不是为了军事斗争而进行军事斗争，而是为了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与占领我们的敌人谈和是必须的一步，就像在越南和许多其他国家发生的一样。为了未来，你必须与敌人谈和。我们需要与我们的敌人，以色列，商谈建立共同和平、稳定、安全和地区开放市场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巴勒斯坦派系都同意这么做。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又怎么样呢？我们赢得了55%以上的选票，是多数派。而这是民主。

　　去年1月，以色列在我们的领土上设置障碍，禁止我们的人民参加议会和总统选举，因为他们知道，阿拉法特一定会赢得多数票。

　　问：你是否曾经参加过战斗？

　　答：是的。不过我希望我们有朝一日能谈地区和平，而非战斗。

　　问：哪一个更难一些？用武器战斗，还是政治的战斗？

　　答：当然，战争是艰难的，但是我认为政治斗争也一样艰苦。因为你必须在谈判中与敌人面对面，这很不容易，特别是在面临以色列政府更迭时期。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准备和谈，不过，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应该可以施加一些正面影响。

　　问：我在想《东方学》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伊德……

　　答：他是一个很好的巴勒斯坦人，有很好的想法，现在住在美国。他认为自己是反对派。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参政者，致力于政治解决方式，就像大多数巴勒斯坦知识分子一样。现在他的健康状态不是很好。我希望他健康，离开美国，回到巴勒斯坦来居住。

　　当然，我们尊重所有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无论他们身处何处。但是，我们希望在巴勒斯坦内部谈论和平，而不是从外部发言。这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也请求那些在国外的富有的巴勒斯坦人，为他们的祖国巴勒斯坦投资一些钱。我们一个个国家地请求支持。

　　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有离开巴勒斯坦的原因，但是如果他们是对的话，那么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应该离开巴勒斯坦。不管怎样，我希望他们回来。你知道，如果那些高科技行业的人才在以色列投资，改善以色列的工业，你会怎么想？所有的阿拉伯学校……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未来是难以计划的。

　　问：萨伊德认为，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都在教育问题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双方都应该放弃仇恨和偏见，在教育中摒弃对对方的偏见。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答：(笑)你知道很多想法都又好又正确。我们支持他的观点。但是还有一点也是正确的，萨伊德应该回来和巴勒斯坦人民一起居住。让我举个例子，他有一个同事，易卜拉辛·阿卜拉赫德博士，也曾经在美国任教。阿卜拉赫德教授回到拉马拉，和巴勒斯坦人住在一起，在当地大学任教。当他在74岁左右去世时，他在遗嘱中要求被葬在故乡雅法。我希望萨伊德也回来，当他去世时，也葬在他出生的城市——现在是以色列的领地了。这比葬在美国要好得多。

　　他应该回来，和本国人民好好沟通联系，而不要在外国说话。在外国说话是很好的，会有很好的想法，但是和在本国会有很大区别。

　　我希望他能参与巴勒斯坦的建国，这是最合适做的事情。

　　扎卡利亚·阿卜杜·拉西姆缺乏取悦于人的愿望，经过多年的政府工作，他仍然使你想到一个游击战士：高效，严峻，直切主题。他在哗然的电话铃声中谈论美国政府的野心。“您是否要接一下电话？”“不必。”他头也不转地将手伸向身侧，一拎一挂。“啪！”

　　正是这样一个战士的忧伤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他也许不会喜欢“忧伤”这样的词汇。但是一种非常接近伤感的现实主义会在某些时刻突然涌现，在他恳请那些移民的巴勒斯坦人“把自己的一部分钱投资在祖国”，或者回忆起纳赛尔时代的革命激情时。

　　我们一直在向不同的阿拉伯国家驻华大使提出同样的问题：纳塞尔时期短暂的意识形态的辉煌，联合的重要性，在古代宗教和近代政府上都具有共同源头的阿拉伯国家将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未来的地区优势。不仅在西方人眼中，而且在今天的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眼中，所谓的阿拉伯世界正在成为一种缺乏反省、缺乏进步精神和孤立主义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拉西姆在访谈中一再提及美国，而不是俄罗斯，提及美国的霸权，它的影响，它的诚意。他的态度令我感到意外，因为我本打算听到充满敌意的词句。当他提到对阿拉伯各国的期待时，他希望阿拉伯世界成为一个“合众国(United States)”。似乎无论在欧洲还是巴勒斯坦，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已经被广为接受，其中的核心因素包括自由市场、联合政府和高科技投入。毫无疑问，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在中东与西方并不漫长的军事和精神对峙中，巴勒斯坦问题是上世纪后半叶的主要核心(仅仅在18世纪中叶开始随欧洲殖民地的迅速扩大而产生)，也正是这个问题导致了1967年6月5日开始的决定性的战争——包括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第一次战争以失败告终。在六天之内，以色列的面积从两万零八百平方公里增加到十万零二千四百平方公里，正是这一巨大的耻辱和苏联支持者的背叛过早地摧毁了纳赛尔的健康。

　　然而，最终摧毁纳赛尔生命的却是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由于埃及和约旦接受了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提出的和平计划，巴解组织对两国采取了敌对态度。1970年9月18日，约旦部队进攻约旦边境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营地，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平民和战士，史称“黑九月事件”，叙利亚因此向约旦边境调兵。9月22日，心急如焚的纳赛尔召集阿拉伯国家在开罗召开会议，促成巴约双方停火协议，一周后他盍然长逝。

　　对以色列的支持，是“西方世界”在中东存有巨大阴谋的证据(“西方世界”这个宽泛的称呼并不排除英美之外的西方国家)。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只是这个阴谋的附加证据。但是这个阴谋并不能解释阿拉伯国家间所有的冲突。而事实上，不是以色列，而是美国和前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争夺加深了二战后阿拉伯世界存在的分裂。

　　正因为如此，由四方(美国、俄罗斯、欧盟、联合国)共同计划，最近再次提交巴以双方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尤其惹人注目。这是继1993年奥斯陆协议以来国际社会最齐心协力地解决巴以问题，美俄两国是否能够在此次努力中弥补它们在中东地区造成的伤痕？5月13日，正在中东各国游说的鲍威尔重申了不改变路线图的决心。美国的坚定态度是中东和平目前最需要的东西。

　　路线图的实施计划有两年，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让双方恢复到2000年9月巴勒斯坦“因地发打”运动爆发前的状态，这要求最新成立的巴勒斯坦警察力量继续与以军进行安全合作，制止暴力。另一方面，以色列逐渐从巴勒斯坦政府在“因地发打”运动中占领的地区撤军。以色列被要求停止建立新的定居点，不要再威胁到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最后希望。

　　第二阶段是举行新的巴勒斯坦大选，建立一个“具有主权属性的”巴勒斯坦国，其领土一开始只是包括被占领土上尚未明确所属的地带。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将与以色列进行永久性谈判，以解决包括耶路撒冷所属权、犹太人定居点、最终国界和巴勒斯坦难民等非常棘手的问题。路线图的最终目标是在2005年之前达成和平协议。

　　但是，当拉西姆说：“不，不！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的人民，我们随时会为所需要奋斗的东西而回到革命中去。”你不必联想到以色列大使海逸达对阿拉法特的评价：“他是一个希望永远处于革命中的人，对和平发展缺乏兴趣。”除非你是巴勒斯坦的敌人，你不会相信这种希望和准备仅仅出于虚荣和野心，虽然它很可能出自仇恨。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如何在控制这些极端组织时不至损害巴勒斯坦人的情感，是非常微妙的任务)随时可能引爆下一个以色列咖啡馆，就像哈马斯在4月30日所做的那样，他们给巴勒斯坦人引来了以军的致命炮火。无止境的循环究竟何时能被打破？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没有人敢作出保证。可以保证的是，路线图的第一阶段就已经被推迟了。

　　向敌人妥协，承认它的存在，这是痛苦的。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这两个狭长的小国都在担心自己随时会被从地图上抹掉。妥协的痛苦也许并不仅在于情感的损害，更在于它无法预见的后果，和可能招致的同僚的背叛。只有那些对痛苦和孤独具有超强忍受力的领袖才能接受妥协，才能看到，与拒绝妥协带来的更大痛苦相比，它只是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