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泰勒是工厂工程师出身，他希望能知道一部机器或一个工人用规定的材料和方法，在受控条件下完成某一生产过程、制造某一部件需要和应该用多少时间。他对可能得出答案的各种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最后确定，用秒表对各种不同的工作进行研究，可以制定出一种实际的、相当精确和可靠的产量定额。从1881年开始，他进行了历时达20多年的一系列试
验。试验的结果导致他制定了一套协调一致的工场管理制度，他又从这种管理制度出发，发展出一种管理哲学，即最后以“科学管理”闻名于世的管理哲学。
为了使公众易于理解，泰勒归纳了一些科学管理的原则，诸如为工人的工作中的每一要素制定一种科学的方法以代替老的经验，科学地选择并训练、教育和培养工人等等，但他的管理哲学的真正内涵比这些原则要深刻得多。1911年，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泰勒的证词中有关科学管理的那一部分说得非常动人：
科学管理是任何公司或产业中工人方面的一种切实的精神革命——是这些工人在对待他们工作的职责、对待他们的同事、对待他们的雇主方面的一种彻底的革命。它同样也是管理当局(工长、监工、企业主、董事会)方面的人的一种彻底的精神革命——是他们对待职责、对待他们在管理当局中的同事、对待他们的工人、对待他们所有的日常问题方面的一种彻底的精神革命。如果没有这两者的彻底的精神革命，科学管理就不会存在。
科学管理的实质就是这种伟大的精神革命。
泰勒的科学管理就是将操作分为最基本的机械元素并进行分析，尔后再将它们最有效地加以组合。泰勒一直是人本主义者憎恨的对象，他们指责他的科学管理方法将工作“非人化”，并把管理变成了简单的衡量。但是，这种认识可能过于简单而肤浅。如果对泰勒学说加以全面考察，就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说，泰勒的主要论点是：只有劳资双方协作，在所有的共同工作中应用科学方法，才能使整个社会得到最大的福利。
自从上世纪泰勒的思想在企业中扎根，人类对于高效率的胃口似乎就再难满足。泰勒的跑表，他的“时间-动作研究”，他坚信任何工作场所的任何操作活动都只有“惟一最佳方式”的执着，所有这一切彻底改变了员工和经理人员的工作生活。以泰勒为先导，管理由一种应急之策转变为更全面、更长期的方式，这对人类的经济福利产生了巨大影响。把人当作“机械人”来安排动作，说来有违人性但它能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
科学管理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辨识性和可重复性，泰勒声称“我们不要求为我们工作的人有什么主动性。我们不需要什么主动性。我们要求他们的只是服从我们给他们的命令，干我们要他们干的活，而且要尽快干好”。尤其是他赤裸裸地向工人宣讲“我雇你们来是为了用你们的体力和操纵机器的能力。至于用头脑，我们另外雇了人。”泰勒的研究者罗伯特·凯尼杰在《惟一最佳方式：弗里得里克·温斯洛·泰勒与效率之谜》一书中说得切中要害：“任何想对自己的工作拥有一定发言权的人都不会愿意让泰勒成为他的老板，因为泰勒主义的本质即是，高层经理对于下属的工作实施绝对控制。”
但是，泰勒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20世纪早期的美国劳工绝大多数未受过教育，不善表达自己，也对工厂体系不习惯。对他们来说，严格规定的工作步骤是切实有用的。泰勒对劳动培训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泰勒式的培训由美国扩散到其他发达国家，成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真正有效的手段。
科学管理是时代的产物，而时代总是在变化的。当劳动大军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会开始在公司经营中拥有了发言权，泰勒的理论就开始显得不合时宜了。人本管理初露端倪的迹象始于一本不起眼的书，名字叫做《优化心理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它出版于1965年，是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对工作效率的发微之作。马斯洛在书中提出了“开明管理”的概念，并阐释了商业“协同”(synergy)的思想。它提倡管理者与其“团队”分享权力并追求“持续改善”，然而这本书在当时却几乎完全被埋没了，是今天人本管理的潮流才使它的价值为人们所重新认识。
人本思想抓住了工作场所人性表现的核心所在：人生而具有生产力和主动性。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Ａ·巴特利特和伦敦商学院教授萨曼特·高歇尔所著的《个性主义的公司》是人本管理理论的扛鼎之作，他们指出，公司的力量不仅在于员工的能动性，而且在于“对个人价值的坚定信赖”。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挖掘到极致，而不是要求人像机器一样。
泰勒的远见以及我们对他的思想的强烈反弹，反映了当代生活的一个巨大悖论：泰勒奉为神明的工作效率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然而我们始终痛恨、抵制、反抗效率崇拜给所有劳动者所系的心理锁链。
然而，尽管我们为人本管理所吸引，这种管理方法在当今的企业实践当中仍然是喧嚣大于实质，形式大于内容。在事实上，不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全球经济，都在继续奖励能带来效率提高的管理行为，而效率正是泰勒给我们留下的最大遗产。管理学家加里·哈梅尔说：“在全球经济中，低效无任何藏身之处。如果泰勒活到今天，一定会把沃尔玛、索尼或联邦快递当作效率明星加以褒扬。”
哈梅尔说：“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无非就是对两样东西的追求：让管理更加科学，让管理更富人性色彩。认为对后者的追求比对前者更开明，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看法。”科学管理在提高现代人的生活水平上也许发挥了任一其他主张都难以企及的作用。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对此这样评价——
泰勒开始将知识用于工作，不出几年生产力就开始以每年3.5-4%的比率提高，这意味着每18年左右翻一番。自从泰勒开始以来，所有先进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大约50倍。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展之上，发达国家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都有了提高。
德鲁克认为，对过去100年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技术专家把功劳归于机器，而经济学家却把功劳归于资本投资。只有极少数的人认识到，功劳应该归于把知识应用于工作，发达经济国家正是由此被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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