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是交换出来的

　　今年以来，我有机会多去了一些北方和东北的地方，逐渐注意到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不少地方的GDP增长很快，人均GDP的水平也不低。但是，这些地方的平均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准依然不怎么高，这些年来虽有些变化，但绝不象它们的GDP数字那样可喜。后来与一些沪上的朋友聊天，大家均有同样的观察。看起来，这也许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碰巧，最近与学生们一起讨论关于苏南乡村企业的变化和经济学上关于企业性质的“科斯-张五常定理”(我在“阅读张五常”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个说法)，引发出一些思路来，觉得对这个观察似乎 有了一些间接的答案。

　　让我先来从苏南地区这些年来出现的一个新现象说起。这个现象肯定不止于苏南一个地方，其实浙江就更盛了。但的确在很多地方目前还难以观察到类似的东西，因而这个差别值得关注。苏南地区的乡村企业的变化是我近年来一直不愿放弃的话题。一个话题是关于原来的乡镇企业的“民营化”过程(我们称之为“转制”)，另一个则可以概括为“市场替代企业”的过程。什么叫“市场替代企业”呢？从苏南的经验来看，这个过程是指，原来的生产企业内的某些人离开了工作的企业，自己创办了更小的“企业”，或者更确切地说，自己开始依赖市场交易来组织自己的生产了。

　　在苏南，有大量这样的案例。这些案例可以用一个高度简化了的例子来分析。一个原来机器厂的职工离开了企业之后，自己通过某种渠道拿到了同样产品的出口订单，然后他(她)让企业A做铸造零部件的工作，然后拿到企业B去冷加工，最后再到企业C装配成机器，由他再把产品交给出口商。企业A、B、C可能是原来的那些企业，更可能是家庭作坊。这些作坊从事的生产通常是原来的企业职工因为具备了生产经验而使用简单的工具并常常利用夜晚时间在家庭里面进行的。但不管怎样，与我们一般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产品不再是一个企业内部的各个工序之间协调配合生产出来的，而是全然通过市场交易出来的。

　　乍一看，这个“市场替代企业”的例子正好是科斯在1937年的那篇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所给出的“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的反命题。但这恐怕正好验证了张五常教授关于“不知企业为何物”的一个重要思想。我在“阅读张五常”的长文中对这个思想曾经做过介绍和评价。在张五常看来，我们需要再组建企业，可能只是因为对生产要素的贡献去直接度量和定价太困难，我们才不得不通过更容易的方式进行间接的定价。这个间接的定价方式其实就是科斯在1937年提出的那个由企业的权威去替代市场定价的命题。但是，如果产品市场上能够直接对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定价的话，那就不一定需要再去组建企业了。张五常教授在香港看到了大量的按件计酬式交易的存在，显然就是绝妙的证据。

　　简言之，以张五常教授之见，企业和市场的替代关系应该是双向的，这取决于两种定价方式的成本对比。不难理解，我们在苏南看到的现象(以我们上面的简化例子为代表)其实就是张五常教授所指的那种按件计酬的市场交易。这说明，当产品市场的交易能够直接对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直接定价的话，再把这些要素所有者“一体化”到企业内部(也就是用企业去替代市场)就不合乎理性了。所以，一旦外部条件具备，我们就能观察到市场对企业的替代过程，也就是说，生产开始由市场交易(合约)来组织而不是被组织在企业的内部。

　　前面的这个所谓“替代定价理论”如果转化成更容易理解的话语，那就是，假如一个人的某种才能或者某个其他人不具备的相对优势是可以在市场上得到充分回报的话，那么，只要他能发现这样的市场机会，他必然会寻找在市场的实现方式。比如，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一定会去创办自己的企业，而不愿意受雇于别人的企业成为支薪职业人。具有创意精神的编辑可能愿意创办自己的“工作室”而不愿意与平庸的人一起在出版社获得同样的待遇。同样，一个能拿到订单的人自然也不愿意为别人手中的订单去打长工。

　　我们在苏南看到的现象就这样地在不断发生着。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原来乡镇企业与雇员之间的产权和合约关系开始了重新界定的过程。一些人离开了原来的企业，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经营能耐没有得到企业领导的发现和重用，因而其价值没有在所获的薪水中得到充分体现；也可能这些人有一些其他人尚不具备的其他优势，如拥有某些特定的人际关系。譬如，能拿到出口订单的人就属于这类人才。这些人之所以“跳槽”，用我们前面的经济学语言来说，是因为他们在企业内没有被正确地“定价”，而没有被正确地定价，正是因为他们是在企业内。企业与市场的不同就在于企业对生产要素所有人的定价是间接定价，人们在企业内的“价格”只是平均价格。所以，在外部条件(如政府的管制、市场的准入壁垒、接近金融的程度等)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必然开始重新寻找直接定价的机会，也就是开创自己的“事业”。于是就有了我们开头以高度简化的方式所描述的那个情节。

　　对于转轨经济来说，这个“市场替代企业”过程的发展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苏南的现象可以被理解为市场规模和深度的扩展过程。从根本上说，市场的深化就应该是这么一个发现市场机会和利用市场交易来直接度量生产要素的贡献和报酬的过程，它应该表现为一个更多的交易被创造的过程，而市场交易被创造的过程也同时就是要素所有者被正确定价或得到正确回报的过程，因而这个过程是创造更多财富和更多收入的过程，因为更多的市场机会被发现、更多的市场交易去替代企业的生产必将表现为更大的GDP的增长。这些年来，浙江的经济、广东的经济与苏南地区一样，其GDP的增长背后其实正是民间财富的高速增长。

　　但是，对很多地区来讲，制造GDP要比制造市场困难地多。可以想象得出的是，引进几个大的生产项目和制造形象工程很容易抬高当年GDP的数字，但并不真正提高百姓的真实收入和福利水平。如果政府还在努力制造着GDP、还在为了GDP而努力的话，那么这些耀眼的GDP就常常是和更低的工资、更多人的失业以及更高的楼宇空置率并存着，这使我想到了“增长的贫困”这个很久以前的说法。说起来也奇怪，今天，我们经济的增长似乎越来越变成了政府的事，而让更多有能耐的人去发现市场机会、去为自己的能耐定价的自由依然受到了严格限制。限制了这些自由，就等于限制了市场的规模和市场的扩张能力，其结果，发展市场经济的呼声不知不觉中已经让位于了GDP的数字竞赛。这是我们在今天需要认真反思的一个现实。

　　很多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有学生问我，假如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以来的主要成就的话，这句话应该是什么呢？我回答说，这句话应该是：经济学告诉我们，更多的财富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交换出来的。(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