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农民的信任感

　　孙立平／文

　　自从SARS突破广东向全国其他地方蔓延，人们就开始有了担心：这种目前还没有有效治疗方法的疾病会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向农村传播。从目前的疫情报告来看，疫情的确有向小城镇、农村蔓延的趋势，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据悉，疫情在一些农村地区的蔓延与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有密切关系。比如，在山西的66个病例中，有25位为进城农民工，在打工期间发 病住院，另外41人在农村发病。目前从疫区返乡的人员已经达100万之多，仅从北京市出去的返乡人员就有60万。

　　尽管有关方面采取了种种稳定农村进城打工人员的措施，为什么还是有大量的打工人员跑回家乡？为什么他们宁可承担经济上的损失，甚至要冒着路途上被感染的风险而返乡？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询不能仅仅从政府和学者的角度去分析，还应当从农民自身的角度去体会和解释。

　　笼统地讲，这是对突然降临的灾难恐慌的结果。作为一种目前仍然没有有效医治办法而传染性又极强的疾病，人们产生恐慌是必然的。恐慌是人的生存本能，也是自卫的心理前提。人们所能做的事情是尽可能降低恐慌的程度，特别是消除不必要的恐慌。据我所知，那些离开北京的人员，往往都受到两个方面的忠告：一是北京已经采取了种种的预防措施，而在返乡的路途上说不定还会有更大的风险；二是即使不幸被传染上非典，北京的医疗条件应当说是全国最好的，而且，政府也已经三令五申，国家会承担农民和其他经济困难者全部的医疗费用。但即使这样，也还是没能阻止那些返乡者的脚步。笔者认为，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在城市中，那些打工者是处于一种不容易形成信任感的环境中。在这里，他们独身一人(即使一家人在这里也无济于事)，周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而且在城市生活的经历也告诉他们，这个陌生的世界对他们或多或少是歧视性的，他们很难从这个陌生的世界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帮助。

　　这种归宿感的缺乏和不信任感使得我们的许多工作和措施在效果上打了很大的折扣。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抗击SARS的实践中，中央政府对农村的疫情和在城市中打工人员的关注是深切的和真诚的。5月6日下午，国务院专门召开全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要充分认识做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千方百计确保农村不发生大规模疫情，确保广大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确保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保护上也采取了许多的措施。但所有这些充满诚意的措施，都必须要在外来人员对此具有信任感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

　　客观地说，过去我们的一些制度，特别是这些制度的执行过程，已经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农民的信任感。甚至有的民工说，“现在把我们保护起来也不是真正关心我们的生命，而是怕我们把疾病传染给城里人。”种种误解与多年来对他们信任感的损害是有直接关系的。正因如此，不仅出现了健康的外来务工人员大量返乡的问题，甚至出现了非典患者或疑似患者从城市中的医院逃离，从而可能造成疾病的新的传染途径的现象。可以说，在大规模的灾害和危机发生的时候，社会成员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感对于控制和处理危机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次抗击非典的事件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央和各级政府对保护农村居民以及改善农村医疗状况的真诚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危机也给城市和各级政府提供了重建农民信任感的一个良机。

　　现在来预测农村疫情蔓延的前景也许还为时过早。就抗击非典的条件来说，农村有非常不利的因素，也有有利因素。一方面，农村医疗基础设施薄弱，技术力量不足，疫病监测体系不健全，农民普遍缺乏必要的卫生防疫知识，防范疫病的意识差，农村存在着非典疫情扩散的渠道和隐患。这是不利的一面；另一个方面，农村人口密度小，社区之间相对隔离且边界清晰，互相之间的流动性也不大，而且广大农民对“瘟疫”的社会记忆和传统的防范措施都普遍强于城市，这是农村防范病毒传播的有利因素。目前我们需要努力的是：一要将农村现有的组织资源动员起来；二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农村基础医疗设施的建设，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重建农民的信任感。可以预期的是，有没有农民的这种信任感，将直接影响政府各项措施在农民中的具体实现，影响到农村抗炎斗争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