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仲伟志 北京报道
粤港融合概念在这场危机疫病面前突然降温。尽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办公室以及其他机构人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均表达了相当正面和积极的态度，但种种迹象表明，粤港融合的确面临疫后如何重建的问题。粤港传疾
2003年1月8日，董建华发表连任后首份施政报告，在这份万字报告中，“珠三角”出现十次之多——与珠三角融合互动，刺激香港经济复苏，成为特区政府的重中之重。谋定而后动，2003年1月27日，香港落马洲和深圳皇岗口岸实行24小时通关，成为粤港融合进程中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
24小时通关旨在促进粤港两地资源、信息、人流、物流更加方便地流动，但此举曾经遭香港工商界竭力反对，认为此举有利内地而不利香港，担心港人北上消费将摧毁香港的房地产、零售业、餐饮业等。不过从大局计议，为期不远的粤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对香港来说显然更为利好。人们翘首以待，但是，SARS爆发了。香港有人说，皇岗口岸成了广东放走SARS的“华容道”。
世界卫生组织相信SARS疫情源于广东佛山，而粤港两地病毒同源。其中有专家认为，在疫病的最初处理过程中，由于广东方面缺乏传染病资料，疫情并没有真正被控制，以致谣言四起，迁延香港。“如果香港能了解更多那些最初的病例，它就不会传入香港。”世界卫生组织在马尼拉的地区发言人说。
世界卫生组织对粤港同时发出旅游警告。香港迅速变成一个真正的悲情城市。其实无论粤港，面对神秘病毒的袭击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案例，难免一时进退失据。本来特区当局希望粤港融合以救倒悬，没有想到刚刚24小时通关就先中招SARS，以致举港怨谤。
而自认被广东贻误的港人通过传媒对粤方提出了严厉批评。当时香港舆论普遍认为，SARS暴露了粤港融合在管制体制上的结构性矛盾，广东自身尚缺乏疫情公布机制，更遑论通报香港。除了粤港两地间政府的合作平台有待建立之外，单以通报机制而言，就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危机唤起了香港人的体制优越感以及对广东资讯的不信任感。
2月12日，《香港经济日报》发表社论，直指粤港合作：1月广东省河源、中山陆续出现非典型肺炎个案，迅速在省内6个城市蔓延，甚至在香港引起恐慌，这说明珠江三角洲整合的挑战并不仅在通关等硬件方面，在诸如疾病控制的软件上，双方需要加强协作，借鉴对方所长。这次广东就应该借鉴香港经验，面对疾病爆发，要尽快公布有关信息，教导市民预防，防止蔓延，安定人心。——类似批评不止一端。转危为机
疫情爆发后，一向出言谨慎的荷兰银行发表了一份悲观的报告。报告认为，香港的肺炎问题短期之内无法解决，不但影响内部消费，也会打击对外贸易——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显然对香港潜在的危机很大，但香港却无法控制，若疫情继续失控，甚至会影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位置。诸多这样的观点引爆了香港的恐惧。
4月初，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陈述SARS传染到香港的问题，希望中央政府督促粤港建立及时有效的疫情通报机制。4月8日，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收到回信。港区人大代表团团长袁武认为，全国人大回复的信息“相当正面”。之后不久，粤港双方就两地疾病防治机制举行会议，双方就SARS的数据交换、医疗合作、通报机制、边境检疫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并成立专家小组。粤港合作显现积极迹象。
5月上旬，疫情趋于平稳，社会逐步复原。5月中旬，荷兰银行率先修改了悲观的报告。与此同时，中央高层传达出了更为积极的信息：中央政府为协助香港疫后重振经济，将于6月宣布一系列更紧密经贸关系的措施——例如进一步放宽广东省居民赴港限制、更大程度协调内地与香港的大型基建等。粤港融合进程有望提速。
期间香港舆论一直在反省：这么多年来，特区政府和香港民众只看到珠三角的优势，急于委身珠三角，却几乎忘记了对自身体制优势的弘扬——如基建、人力资源、信息自由流通以及法治等等。舆论认为，首先要加强香港优势，再谈粤港融合，而且香港也不应该只着眼于与珠三角合作，应该在维持现有基本优势的前提下加强与整个内地的合作。疫后悬念
但是，除在预防和控制疾病方面达成默契之外，粤港融合缺少进一步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官方表达迄今仍拘囿于“将基建合作做得更好，不要浪费资源”(董建华语)的范畴，至于各界呼吁粤港双方建立有效公共事务合作平台以及法律保障——比如香港总商会主席提出建立“大珠三角委员会”打通政府信息交流通道——有可能再度付之阙如。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对本报记者说，香港在公共管理透明度、对市民知情权的尊重、信息自由流通和新闻道德与社会约束等方面，的确具有体制优势，这些优势在处理SARS危机时得以彰显。“香港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人士，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这就是在香港经济与珠三角密切融合的情况下，香港人非常维护‘一国两制’的重要原因。”
这位对粤港两地政府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者指出，粤港处理SARS信息的方式不同，反映了两地制度在政治层面的差异。广东作为中国内地一个省份不可能改变这种差异。他认为，粤港两地、香港与内地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异会对两地融合产生某些负面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将是短期的，“粤港融合是两地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
陈广汉所说的“内在要求”，实际上已经支撑着港商在珠三角八仙过海各干了25年。其中虽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只要能够产生高回报，投资商足以忍受种种不确定性。不过现在一些投资商开始反省使他们的健康和投资受到威胁的环境，一种新的“内在要求”产生了。
但粤港双方似乎还在各说各话。据传媒报道，一位广东高层官员在公开场合说：“你们看看，香港政府把所有SARS信息公开后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麻烦。他们没有能力对付这种疾病那么把这些消息公开有什么好处呢？结果是他们的旅游业和投资都受到了影响，最重要的是使香港人陷入一片混乱，多大的损失啊！”
这反映出粤港融合面临的一个悖论——如果把公民的知情权放在首位，这种做法符合“公平、公开、公正”三原则，但要让市场一下子把利空消化，可能会导致过度反应影响稳定，有人说2003年春天的香港就是很好的例证；而如果为保持社会平稳“内紧外松”，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为早期治理赢得时间，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投资商的信任度下降，后患无穷。陈广汉指出，在构想和规划未来粤港融合制度安排时，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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