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茂军执笔邓瑾 北京报道
4月26日原本是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女士编创主演的大型舞剧《云南印象》首演的日子，不幸的是，由于SARS，这个“好日子”现在被无限期地推延。5月14日，远在昆明的杨丽萍女士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承认：从来不懂得为钱操心的她现在也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了。
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给蓬勃向上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场“倒春寒”，包括文艺演出在内的旅游、运输、餐饮、酒店和会展等服务性行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政策救市
5月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并制定了应对“非典”影响、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八项措施。
5月10日，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自即日起适当降低成品油价格。
5月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紧急通知，决定对“非典”疫情直接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业，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财政部也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对受“非典”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行业减免15项政府性基金。
5月13日，财政部再次发出紧急通知，决定对受“非典”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央大型民航和旅游企业的短期贷款给予财政贴息。
其实在中央财政优惠政策出台的前前后后，各地方政府也已经或正在根据自己的实情，陆续出台了种种“救市政策”。
上海市政府在5月8日就紧急出台了12项优惠减免措施，其中包括：至少在今年5、6、7三个月内，给予因生产政府指定的防治非典用品和药品而造成政策性亏损的企业适当补贴；取消向旅馆业征收的地方社会事业建设费；对公交车辆暂免征收养路费和道路通行费；对出租车、民航、旅游饭店、旅行社等服务行业，通过非典防治专项资金予以补贴；给予农业出口企业出口退税、贷款贴息政策；对旅游、餐饮、娱乐业受非典影响资金周转困难的中小企业给予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担保支持……
北京市海淀区是高新技术企业密集地带，往年的4、5月份应该正是这些企业接受订单的高峰期，今年的这个时候，却已经有30%的企业不能维持自己正常的工作了。5月13日，海淀区宣传部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除了通过银行贴息和财政拨款的方式将“救命钱”注入到那些为抗击SARS做出贡献以及受此严重冲击的企业外，海淀区政府还将加大采购力度，帮助企业落实订单。同时，为了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区政府还号召辖区内的物业业主减免房租。这位官员说，“区政府所属的海淀创业大厦和留学生创业园已经率先进行了调整。”企业反应
针对中央政府以及各地政府为“救市”所做出的种种财税优惠政策，企业反应出乎意料地理性。记者在近几日对多家企业的采访中发现，大企业普遍对明显惠顾他们的政策评价出言谨慎，而众多的中小企业却常常表现得直言不讳，认为中央政策是“抓大放小”、地方举措是“杯水车薪”。
“目前政府所推出的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还没有触及企业的兴奋点，4月份至今，我们的营业额几乎是颗粒无收，哪里还有多少营业税可交？政府能不能考虑出台某些退税政策？这应该是非常时期我们真正盼望的。”5月15日，北京一家旅行社的总经理对记者发表上述观点。
以民航为例，能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对民航的旅客运输业务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而在财政部决定减免的15项政府性基金中，更有一项是直接针对航空公司的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根据有关规定，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按航空公司国内航线运输收入的5%、国际航线运输输入的2%征收——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额，如东航2002年应缴的该项基金高达4.3亿元，比同年交缴的2.77亿营业税还高出一大截。
5月16日，《民航管理》杂志的一位资深编辑告诉记者：其实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是个变数，目前开始的为期5个月的减免期正处在各航空公司运输收入锐减的时候，所以真正被减免的数额绝对值应该不会很大，尽管它的确减轻了一些航空公司的负担，但相对航空公司失掉的收入而言，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杯水车薪”的数字。
东航江西分公司的刘克安部长认为，自5月10日起降价250元／吨的航油政策其实更加实惠。据其介绍，在整个成本中，航油所占的比例有1／4之多，为成本之最。这次的降价幅度是原来油价的8%左右，出现了比较大的实惠空间。
但仍有业内人士对此政策持批评态度，中国民用航空协会的陈秘书长曾经在公开场合指责垄断的、非市场化的价格体系是导致中国航油价格高昂的罪魁祸首。中航油目前是中国民航系统的独家航油进口商，但它的航油价格并非由市场调节，其出厂价和销售价均实行政府管制，出厂价由发改委统一制定，销售价则由民航总局指定，而发改委制定的出厂价常常滞后于市场的实际变化。“像目前这种状况，运量锐减，航油的需求量自然也随之减少，供大于求，价格下调当在预料之中；况且航班少、用油少，所谓节省也相应少……如此考量，我们就不难看出航空公司的所谓实惠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5月15日，针对目前政府出台的救市政策，中旅国际的郭一梅总经理评价是“SARS乌云笼罩下的一抹曙光”，但她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中国旅游业历经20多年的发展，至今还停留在实力不济这种状态，与国家政策支持不够应该是有关系的，“其实早在危机出现之前，政府就应该检讨自己对旅行社的政策是不是一个具备激励功能的机制了。”郭一梅女士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在这个“非常时期”过后，对旅游企业的健康发展在具体政策上作些调整。比如适当减少对旅行社企业的所得税税收比例；允许旅行社企业实施佣金制；允许旅行社经营与旅游有关的所有业务，包括为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会议安排和接待、专业培训、旅行服务等。
对于目前的危情，航母级的大型企业可能只是感觉到了“颠簸”与“不适”，而对于那些抗风险能力比较差的中小企业而言，却实实在在地体验到自己是在“风口浪尖”上挣扎。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说：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而政府在政策倾斜方面又无所作为的话，可能会导致大批中小企业关闭，进而危及金融安全，危及就业，危及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稳定。
28岁的喻飞霞小姐领导着一家小型旅行社，她抱怨说：“政府要求我们在这个非常时期不要裁员，我们能理解政府的这一苦衷，但政府是不是也能理解一下我们这些小业主的苦楚呢？”她认为贴息贷款政策真正应该惠及的是她这样的小企业，“14个员工尽管都在家里放长假，但每月的基本工资还是要如期如数发放的，这就是一笔8400元的开支，加上房租和其他费用……再多两个月，我的资金链就断了……而那些大公司应该不会缺那几个人工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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