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在法治的框架内关注利益

　　刚刚过去的一周几乎可以被视为令人舒心的一周，这种感觉完全来自政府公布的SARS新发病例数的逐步减少而且相对稳定。这种态势的快速来临甚至令北京人有喜出望外之感。

　　路上的车开始多起来了，家乐福收银台前又排开了长队，而蛰伏了大半个月的小商小贩们迫不切待地把菜摊重新摆到了小区门口。各种迹象表明，疫区的人们正在一步步地回归正常生活。但是，并非所有出现疫情的省份都像北京人这样，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劫后余生的 放松。在沈阳，仍然有人不愿配合流调队的工作，以致感染了多位家人。而在内蒙古临河，已经有人因为拒不配合医院及善后单位的工作而遭到逮捕。

　　一场前所未有的疫病不可能像风一样转瞬即逝，所以我们看到国家的重要机构仍然没有任何松懈的迹象。财政部门在忙于各项防治费用的具体落实，税务部门正在实施减税计划，社会募捐到的钱还在分发当中，警察和医生仍在坚守岗位；另外，在上一周，很多生活小区开始为市民颁发出入证，进一步限制非本地居民的出入，表明最基层的政府组织正在全力以赴地加紧工作。为防止SARS蔓延而倾尽全力的政府机构的能量释放看来还未达到高峰。

　　当此时刻，厉行法治成了政府和司法机关重点考虑的紧急事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12日迅速出台，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上周末出台的有关的刑事治理措施更显严厉。造谣惑众者，临阵退缩者，哄抬物价者以及严重渎职的官员们再一次体会到了“乱世用重典”的肃穆气氛。

　　对于政府来讲，这一系列措施的动机大都可以得到民众的理解。医生们研究疫情的病理学规律，而政府则必须通过控制人来控制疫情。但是对于经历了这段“急刹车”的百姓来说，可能还有更为紧急的事情要做。每一个人在当前时段都会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权利需求，这些暂时被疫情压制了的、合理合法的需求很快就要急迫地提出，并不需要等到疫情完全结束。

　　有很多人原来的合同被耽误了，他们需要重新签订新的条款或者请律师来了断。但是律师们可能还需要等待司法机关做出相应的民事和行政方面的法律解释，因为人们还没有看到由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对于此次疫情的法定级别；对于政府在疫情爆发期间所采取的各项临时措施尚未从法律的角度来定义，哪些可以作为不可抗力因素对待也没有明确的界限。

　　直接卷入疫情的人，切身利益或多或少受到了损害，他们更关心如何得到补偿。比如上文说到的沈阳的案例，那个不幸的家庭是因为有家人因其他的病住院而感染了SARS病毒。那么他们可不可以以此来单独要求医院进行赔偿呢？有不少人为了配合政府行动而遭受了损失，比如有的企业根据政府指令生产的口罩大量积压，有的宾馆因为被征用可能今后很长时间之内都不会有太好的营业状况，有的人因为整个生活区域被封锁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事，这些情况中哪些可以归在政府救援的范围之内呢？

　　病毒感染者的治疗费用问题以后肯定会被提出。在救治患者上，我们知道国家采取了最为人道的政策，一般情况下只让患者在记账单上签名确认，没钱可以先治病，而农民更无需支出分文。但是将来怎么处理这些费用呢？农民患者的费用国家包下了，那么城里的病人可能很自然地就会提出“疫情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要求国家也都包下来；那些已经自己付费治病的人也许会感到不公平，可能会去找医院要求退钱；而医院对那些调拨来的设备和药品要不要付钱也得等个说法。

　　所有这些不一定都会发生，但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当疫情有所缓解之后，人们必然会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各自的利益之上。而以我们对现有的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的了解，相信会有不少问题需要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来重新研究，这一项工作可能要比刚刚出台的关于刑事部分的解释工作更复杂，而从民众的角度看也相当急迫。

　　据了解，北京市政府在指挥这场对付SARS的行动中，通过不同的渠道邀请了大量法学家以及律师共同参与，这使得北京的各项措施少有超出法律框架之外的。下一步，在这一方面仍需做出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