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隔离(Quarantine)一词来自拉丁文，意指40天。根据历史语言学家的考证，隔离一词可以溯源到14世纪的欧洲，当一艘来自黑死病疫区的商船到达意大利繁华的威尼斯港口时，该艘船被要求隔离到一个孤地抛锚停留40天，不许一个人上岸。从意大利的拉古萨、到威尼斯、到佛罗伦萨，人们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把瘟疫挡在门外。不幸的是，可以隔离的地点并不常有，该项规则不能贯穿始终———另外据称携带瘟疫的老鼠们带着跳蚤完全可以游上岸来。
在黑死病异常凶猛的“大死亡”期间，被吓坏的民众偶尔会行使一种更为粗暴的隔离：他们把染病者的门和窗全部用木板钉起来，最终让他们在里面饿死。记录黑死病在欧洲肆虐的各种官方记录和个人日记等，往往为我们展现着同样的一幅画面，人们采用了各种形式不同程度的隔离措施，有的甚至是非常野蛮的。比如完全隔离、看管、监护、喷洒香水、消毒、设置路障、禁闭、采用健康证书以及德意志的健康通行证和西班牙的健康凭证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在黑死病席卷欧洲之时，人们从理性到近乎疯狂的举措，也描绘出人类社会在面对巨大的灾难瘟疫时所表现出的相同的社会草图。
不过更为有趣的是在瘟疫时期隔离也充分反映出了贫富差距。富人们一听说有疫病传染，就急忙逃往乡间的别墅；人人都只顾自己。萨米艾尔·佩皮于1665年9月写道：“这种疫病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比狗还不如。”而根据蒙田的讲述，由于家乡有疫病传播，他“历尽艰辛”，带着一家老小四处奔波，寻找一个安身之所，“亲友害怕，自己也害怕，全家老小真是走投无路，无论想在何处留下，都会遭人厌恶”。至于穷人，他们则困守在被传染的城市中，国家养活他们，同时也监视、封锁和隔离他们。
卜伽丘的《十日谈》细微地描绘了黑死病流行期间，一群青年男女躲在佛罗伦萨附近一所乡间别墅中闲聊时讲述的故事。
在1523年的夏季，鼠疫有一次打击了巴黎的穷人。正如为威索里在其《理性书》中所写的，“死亡者主要是穷人，因而原来在巴黎以行窃为生的大批小偷剩下不多了……从普帝香区来看，原来居住在该区的许多穷人已经被瘟疫席卷一空了。”
而图卢兹的一位市民于1561年写下了这样一幕：“传染病只在穷人中流行，全靠上帝保佑，让疫病适可而止，富人之间也要互相提防。”
萨特在其著述中曾经写道：“鼠疫猖獗无非使阶级关系更加激化：穷人受难，富人幸免。”
在法国的萨瓦地区，每当疫病过去之后，富人们在重返他们经过认真消毒的房舍之前，先让一个穷女人在那里住上几星期。后者用生命做试验，负责证明一切均已排除。”而在几百年后的19世纪，当瘟疫席卷奥特曼帝国时，穷人和富人的不同境遇再次被凸现出来。当时的统治者特许家中有感染了疫病的富人家庭留在家中隔离，而得了疫病的穷人则要被集体强制送往各地的隔离站。
施而登·瓦兹(SheldonWatts)在《瘟疫与历史》一书中写道：“在奥特曼帝国的埃及，当瘟疫蔓延时，那些家里有疫情不报的人将接受严厉的处罚，有时甚至会被执行死刑。”
我们不妨陪同一位在1673年鼠疫期间死里逃生的意大利人回顾一下当时在佛罗伦萨的可怕经历。他在叙述当时的经历时虽然只是简单几笔，但是我们也足以感受一个被瘟疫隔离的城市的景象。他写道：“我们又重新看到这一切，到处门窗紧闭，街头禁止通行，偶尔有食物供应车或神甫匆匆而过，无情的岗哨分布四处，唯有某个乘坐四轮马车的贵人才被获准临时打开已封死的住所大门。佛罗伦萨已经一命呜呼，不再有商业活动，也不举行任何宗教典礼。惟一的例外是神甫间或在街角做弥撒，困守在家的信徒则偷偷从窗口望弥撒。”
莫里斯·托隆在1656年热那亚鼠疫时所著的《行善的嘉布遣会修道士》一书中列举了当时人们采取的各种防范措施：对可疑分子进行隔离；当风向对着自己时，不同市内的可疑分子说话；点燃香料消毒；可疑分子的衣物要洗干净，最好要销毁；多做祷告，加强治安等。在极其富有的热那亚城中，死尸在街上堆积如山，当地人除了把尸体装上船只，运到海上销毁，没有别的快速清理办法。而对比这些措施，隔离也许是最有成效的一个，尽管隔离在当时并没有完全阻止瘟疫的蔓延。根据史料记载，在鼠疫盛行期间，意大利和法国的政权机构都采取了隔离的措施。例如当时有记载，从1612年起，法国巴黎“开始用强制手段把病人从家中搬出，送往圣路易医院和圣马塞尔的桑台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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