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社还姓“农”吗？

　　有人说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是时代的产物，如今时代变了，它也改变了；有人说，近5万家农信社就是近5万家民营企业，应该按企业来对待，按企业来经营，该破产的让它破产，该改制的让它改制，该上市的让它上市；有人说，农信社就是农信社，变什么银行，老老实实地趴在乡下为“三农”服务得了，别去抢银行的饭碗，银行业已经够热闹了……不管怎么说，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在沿海各省出现了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农信社所服务的对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成了民营企业的老板，农业大规模的产业化，农村和城市基本实现 一体化。

　　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服务对象变了，金融机构如果不像被淘汰，其本身也要“从动”。于是，显示江苏常熟、张家港和江阴的农信社改成了股份制的农村商业银行，最近浙江宁波的鄞州联社改成了股份合作制的农村合作银行。接下来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花样上台亮相。我们认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本质上都是要生存和发展，因为农信社就是一种企业。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东部发达地区的这些特殊企业的今天，可能就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农信社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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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4月14日，央行发出的《要求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支农服务工作》的通知强调，要把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支农服务作为当前人民银行的一项工作重点，农村信用社要发挥点多面广与农民联系密切的特点，深入农村，改进服务，积极吸收农民闲置资金。>>全文

　　农信社还姓“农”吗？

　　本刊记者 吕晓伟 周继秀

　　4月8日，中国首家农村合作银行——鄞州农村合作银行(简称鄞州银行)在宁波这座美丽的海港城市宣告成立，隆重的成立庆典活动在距离28层高的“鄞信大厦”不远的4星级酒店——宁波开元大酒店拉开帷幕，这似乎昭示着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掀开了新的一页。

　　农信社改革走进新时代

　　鄞州农村合作银行的前身是鄞州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鄞州联社)，于1987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鄞州农村合作银行首任行长陈耀芳对记者说，“经济决定金融，经济的发展，要示金融机构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飞速发展，如今鄞州区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已经不是过去的‘三农’了，传统农业比例非常小，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所以，该区农信社已基本满足了199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有关农信社改制成农村合作银行的条件。”

　　据陈行长介绍，与其它农村金融机构相比，鄞州农村合作银行以合作制为基础，同时吸收股份制的精华来设计产权制度，把鄞州联社改制定位在由辖内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它经济组织自愿入股组成的，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的农村合作银行，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民办、民有、民管的民营银行，入股股东通过享受优惠的金融服务和投资分红来得到回报，同时以利益为纽带加强其对银行经营管理和监督的积极性。

　　据行长秘书周宏介绍，股东代表大会的构成形态为：员工股东、其它自然人(农户、个体工商户等)股东、法人股东三者之间分别以2：3：3的比例定向分块产生。股东代表按资格股一人一票，法人投资股每10万股一票选举产生。这样，在治理结构上就有效地防止了被少数人、大股东控制的可能，从而保证对区域内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同时由于员工股在其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对经营成果更为关注，对经营管理层的工作来说压力更大，激励亦更直接。三者之间既有机结合，又相互牵制，构成了鄞州银行既不同于合作制，又有别于股份制的全新机制。

　　新成立的鄞州农村合作银行是否引导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新潮流？我国农村信用社盈利吗？如今近5万家农村信用社还属“农”吗？这些曾为农村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农信社都要变银行吗？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奔赴浙江，对这一地区农村信用社进行了实地采访。农信社挣钱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我国农村对资金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直接导致许多大银行从县乡地区撤出分支机构，即使保留网点，也不再开办贷款业务。这就造成农村资金供求出现极其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为农信社的发展带来了的机遇，也就是说，假如把农信社比作工厂的话，其生产的产品在广大县域经济经济中面对的是买方市场环境。

　　记者通过调查，农信社不仅可以挣钱，而且还能获得可观的利润可以挣到很多钱。据了解，在浙江全省82家县(市、区)联社中，杭州市区、萧山、鄞州、绍兴、慈溪、义乌等6家实现全面盈利。

　　那么，这些农信社是如何实现盈利的呢？“99.9%的收入来自存贷利差”，慈溪市浒山信用社信贷员袁立高诉记者。浒山信用社只是慈溪市(隶属宁波的县级市)信用联社下属的一个乡镇信用社，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乡镇信用社，自2000年宋忠茂做主任以来，由于采用了用工优化和绩效考核办法，极大地调动了我们年轻人的积极性，使浒山信用社一举扭亏为盈。浒山信用社营业部主任应努泽言语中充满了对其领导的敬佩。应努泽主任介绍，虽说浒山信用社没有其它的中间业务可做，但是追逐利益之原动力的强劲驱动下，这些由专业背景的年轻人充分开发自己的潜力，做起了“贷款营销”，最终使浒山信用社实现存款余额超过80亿元而坐上浙江省同级别信用社的第三把交椅。

　　“即使如此，我们也只能做到维持生存，要想进一步发展就会遭遇许多瓶颈，”浒山信用社主任助理卢兴说。一方面，在现有信贷市场格局中，浒山这样的信用社无法在拉大存贷利差，因为贷款利率无法提高，存款利率更无法降低；另一方面，信用社自有资本金有限，无法进一步放大放贷额度。另外，历史形成信用社人员过多，成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减少。“拿浒山信用社为例，一个人一年十几万，1000人一年就上亿，”卢兴很无奈的说。

　　相比之下，鄞州农村合作银行就有更多的金融产品可做，因而可以创造更多的盈利模式。1998年10月，经央行浙江分行批准，鄞州联社实施统一法人核算管理试点。1999年上半年，鄞州联社在浙江省农信社系统首家被央行确定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成员，至2000年末，融资成交额达124亿元。2000年、2001年，鄞州联社分别被财政部、中国进出口银行确认微量年度国债承购包销团和2001年度金融债承购包销团成员，成为浙江省惟一一家能够参与国债、金融债发行一级市场的信用联社，成为沪、浙、闽地区农信社和中小金融机构投资国债、金融债的一个“窗口”。2000年上半年，鄞州联社又被央行批准位全国第二家、浙江第一家拥有自营外汇业务经营权的信用联社，为全面开展本外币业务奠定了基础。

　　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后，鄞州联社增资扩股2.2亿元，增大了自有资本金规模，为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奠定了基础。截止到2003年3月末，各项存款已超过100亿元，各项贷款81亿元，资产总额达221亿元。

　　在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该省一些经济发达的县(区)农信社是能够实现盈利，但是，绝大部分农信社盈利模式较为单一。同时，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大机民营企业业务范围的扩大，向农信社申请贷款的客户也对农信社“联行”业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是，据浒山信用社主任助理卢兴告诉记者，目前在宁波范围内可以通存通兑，年底全省可以实现通存，但是仍无法实现全省通兑。这样，就可能会有一些对联行业务需求强烈的客户流失掉。

　　更令人担心的是，农信社有一个致命的劣势，即由于硬件比不上大银行，农信社就只好靠服务加感情去拚抢客户，久而久之，农信社的一些大客户形成了对农信社主任等领导的个人依赖。这样，一旦有人员调动，这些大客户与农信社间建立的深厚友谊就会降温，甚至最终放弃与农信社的合作。“这些大客户一旦流失，再想拉回来就难了，”浒山信用社信贷员袁立无可奈何地说。农信社还属“农”吗？

　　当记者向宁波许多农信社负责人问起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基本是一致的：如今农信社的服务对象已经发生了变化，此“三农”已非彼“三农”也。虽说按照政府的要求，农信社如今还保留一少部分支持传统“三农”的业务，但其利润的主要增长点已转变成为辖区内工商业提供金融服务上面。

　　信贷员袁立告诉记者，“浒山农信社辖区内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客户已经非常少。原先我们支持的从事种养业的农户，如今已经转向家庭工副业。所谓‘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也已经不是要种地用钱了。”

　　鄞州区政府徐立毅区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辖区内还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但数量已经很少，并且主要分布在山区。市场经济发展这么长时间了，鄞州借助毗邻宁波这个港口城市的区位优势，经济发展很快。2002年全区实现GDP192.5亿元，同比增长13.3%，其中第一产业12.9亿元，第二产业132.8亿元，第三产业46.8亿元。”由于此种经济结构所决定，经济运行中对资金和金融服务的需求应该主要不是来自农业部门，而是来自工商业部门。

　　“因此，我们在辖区内培养出了一批民营企业，它们绝大部分都是今天参加庆典的嘉宾，其中不乏全国知名的杉杉集团、雅戈尔集团、培罗成集团等这样的企业。”陈耀芳行长谈及鄞州联社取得的成就显得异常兴奋。

　　按照当初的制度设计，我国农信社定位成“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这适应了当初我国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制度需求，如今在经济发达地区，制度的需求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农民虽说还叫‘农民’，可绝大部分农民已经不再从事传统的种植养植业，而是从事工副业，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基本实现一体化。这就构成了发达地区农信社制度演进的原动力和前提条件”。

　　“农村信用社改组成农村合作银行后，仍保留了‘农村’，还加上了‘合作’，这样一方面通过改制成银行，扩大了自由资本金，拓宽了经营领域，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盈利模式；另一方面仍然定位成一种为农村民营中小企业、个人和农村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金融企业，可以继续发挥其它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比较优势。”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龚方乐说。

　　陈耀芳行长指着窗外不远处门庭若市的鄞州联社的营业部笑着对记者说，“与我们相邻的兴业银行门前冷落，是因为他们只做大客户，我们的优势在于做小客户，我们的原则是‘不已其小而不为’，因为小可以变大。好多企业都是在我们的支持下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我们感激不尽。”

　　其实，笔者认为这也是一种制度上的优势，因为我国历史上没有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这样就为商业化经营的广大农信社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遇。

　　浒山信用社营业部主任应努泽的一席话也应验了这一点，他说，“我们曾试图做大客户，但是后来发现自身条件有限，跟不上大客户快速发展的步伐，于是我们决定逐步退出对大企业的支持。我们资产定位确定为把贷款做小做散，以农村信贷零售市场为主要阵地。”其实，据周宏秘书讲，出于扩大业务的需要，鄞州银行的大客户之——杉杉集团已经准备将公司总部搬到上海，类似的情况以后还会不断出现，谁也阻挡不了。所以，类似于浒山信用社的业务定位应该更具有普遍意义。总之，如今，发达地区的农信社仍然属“农”，但其服务对象“农”的含义已经今非昔比了。

　　农信社都要变银行吗？

　　中国人民银行陈永富谈到农信社改制成银行有4大好处：改制中通过增资扩股，壮大实力，为扩大信贷业务铺平道路；通过改制明晰产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为规范化经营确立前提条件；有助于增加无形资产及提高社会声誉；有利于拓展新的业务。

　　陈行长认为，即便如此，并不是所有的农信社都有条件改制成银行。当前要改制成银行至少要具备以下要件：

　　首先，要有相当大的业务规模。一个业务规模偏小的金融企业是难以称之为“银行”的。因此，不仅必须以联社为单位组建，而且只有业务规模较大的(余款余额20亿元以上)联社才有资格组建。

　　其次，绩效良好。经营业绩良好，每年有可观利润，并累积了较多的净资产(或者经营利润足以逐年消化以往累积的债务)，是组建成银行的重要前提。不具备这一条，不仅难以吸引投资人股，而且也难以吸引社员股(总不能长期用存款支付股息)。其三，经营者的素质与能力。“银行”的产权制度较为复杂，既有合作制，又有股份制，从而需要经营者有较高素质与协调整合技巧，否则便会难以“驾驭”。其四，县域经济比较发达，农信社的外部经营环境较好，业务拓展的空间较大。以上四者缺一不可。

　　对于农村信用社改革，参与鄞州联社改制框架设计的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龚方乐认真地对记者说，：“金融改革涉及面广、影响大，农村金融改革更是涉及到“三农”这个敏感的话题，因此，“我们必须慎之又慎，认真做好作足改制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浙江省各县(市)，不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而且文化、风俗习惯也各有特色，因而即使同样都是组建“合作银行”，具体做法也要有所“因地制宜”，即在基本原则一致的前提下，具体做法可以有所不同。

　　其次，妥善界定“历年积累”，这是“明晰产权”的重要环节。

　　第三，要建立完备的“农业贷款”扶持政策体系。“农业贷款”是放给农户、农业的。农户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质产业，因而政府必须切实扶持，责无旁贷。进而，国家一定要不断完善相应的扶持政策体系，包括税收、无息再贷款等等，千万不可单纯依赖“合作银行”的“内在制度动力”，否则，总有一天要难以为继的。

　　第四，正确认识、综合处置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目前，不少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包袱”十分沉重，单靠其自身力量已经无法消化，而不消化则无法深入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不改革则资不抵债状况必将越来越严重。应当看到，长期累积而成的农信社不良资产“包袱”，从根本上说，是计划经济产物和整个社会改革成本的综合反映。从而，需要各级政府、人民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共同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对此，应当越快行动越好，否则，代价就会更大。龚行长强调，要充分估计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难度。从现行农村信用社向“银行”迈进，属于“体制内”改革范围，与其它“体制内”改革(如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政府部门的改革)一样需要冲破各种惯性思维和既有利益的阻挠。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因而，不能期望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希冀没有波折、不支付必要代价。对此，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关于农村信用社改制的模式选择，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的话代表了一部分业内人士的看法：“农信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调整，如今已经失去了合作的性质，真正的合作金融还需要重建。目前鄞州农村合作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农信社股份合作制的改制已经开始，但是，我并不主张继续大力发展这种股份合作这种形式，要么就改制成股份制的农村银行，要么就恢复合作性质，因为，股份、合作长期方在一起少有成功的先例。”农村信用社这颗一直不为金融业注意的星星，突然间因其轨道的改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